父亲姚雪垠的文学人生——写在清明节之际

发布时间：2022-04-01 09:40:20 人气：来源：未知

父亲姚雪垠的文学人生
——写在清明节之际

姚海天

父亲姚雪垠是1999年过了清明节不久去世的，四年之后母亲追随相濡以沫近70年的父亲而去，在天国相会。光阴荏苒，父母离世不觉已经20多年了。
冬去春来，随着春天脚步的加快，清明节又即将来临。每逢清明时节，为避开京郊扫墓踏青人拥车堵的高峰，我和家人就提前两三天带着鲜花、水果等祭品，来到西郊的福田公墓进行祭扫，表达我和家人对父母深深的思念，并向双亲报告一年来为落实父亲遗愿所做的事情。每当这个时候，我愈发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他们生前的音容笑貌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回响在耳边。他们是多么可敬可亲的老人！

1929年，父亲19岁时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此后笔耕不断，文学生涯长达70年，著作等身，其代表作是鸿篇巨制《李自成》。父亲进入暮年，可以说已功成名就，本该辍笔休息，颐养天年。但他创作任务仍然沉重，精神压力不减，因为《李自成》第四、五卷尚未最后完成，还有很多酝酿已久的计划还等待他动笔。因此他仍一如既往，每日凌晨三点钟起床工作，一天写作读书十个小时以上。天天如此，勤奋劳作。多年来，我脑海中常常浮现这样的影像：一位鬓发如雪的老人，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壮志满怀，常年孤独、艰难、执着地跋涉在时有风雨坎坷的文学之路上，努力实现自己的追求和梦想，直至生命的蜡烛熄灭。这就是父亲的文学人生。
1990年10月，是父亲八十华诞，湖北省以举行“姚雪垠文学创作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形式进行隆重纪念。会上父亲以《八十愧言》为题，用充满自信的洪亮的河南口音发表感言：
在我八十五岁之前，三百数十万字的《李自成》全书，一部内容复杂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悲剧将送到我国人民的面前，请广大人民以严格的态度审查验收。

在四年之后，我的艰苦长征并没有完成，我还要将《李自成》全书修订一遍，对后世的读者更加负责。此后，还有久已酝酿于胸中的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题材等我动笔。我还要像一匹老马，驮着重负，趁着夕阳晚霞，不需鞭打，自愿在艰苦的创作旅途上继续长征。中华民族的新文学需要发展，人民需要文学，我不能放下我的义务。
八旬老人的这些豪言壮语，没有丝毫虚夸，完全出自肺腑之言，并且努力践行了数十年。但是在87岁那年，一场突倏其来的中风把父亲击倒了，而且倒在了书桌前。《天京悲剧》等宏愿落空了，成为永远的遗憾。
父亲的一生是充满遗憾的一生——《农村三部曲》《白杨树》《天京悲剧》等长篇因种种原因而落空或中途夭折了，他晚年常为此感到深深遗憾。但是在他的创作道路上也留下了深深的足印。他在青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确立了人生目标，积极投身学生运动，而遭到国民党的逮捕，次年被河大预科开除学籍。后来在北平漂泊的日子里，几乎天天泡在北平图书馆读书，中午吃点干粮喝点开水充饥，晚上铃响闭馆时才回到蜗居的住所。为了生计，夜晚还要“爬格子”，卖文章。父亲说：“文章写多了，就成了作家。但做历史学家的梦想落空了。”贫穷生活和刻苦用功，使他患上了肺结病，经常大口咯血，自知只能活到30多岁，但依然勤奋拼搏。后来奇迹发生了，肺结核竟然不治而愈。抗战爆发后，父亲和臧克家、碧野、田涛、孙陵等老友参加党领导下的五战区“文工会”，奔走于鄂豫皖前线，写出了大量的时事评论、战地通讯、报告文学和小说《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等200万字的抗战救亡作品。解放以后，他辞去待遇优渥的大学教职，从上海回到家乡专事创作。在错划“右派”身陷灭顶之灾的境遇下，他开始奋发创作《李自成》。在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之前的七、八个月的日日夜夜里，抢出了40多万字的草稿。之后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几年奋斗，终于获得收获——《李自成》第一卷于1963年面世，并引起热烈反响。接着又以三十余年的呕心沥血，在去世前基本完成了全书五卷《李自成》。友人们说：“常说十年磨一剑，而《李自成》是四十年磨一剑！它耗尽了姚老的半生心血。”
在父亲的创作生涯中，既有逆境，也有幸运。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特除的历史环境下，毛泽东主席对《李自成》的创作始终给予高度关怀和帮助，先后两次作出指示，致使父亲与手稿、卡片、藏书受到保护，创作得以继续下去。“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对《李自成》的创作也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在他的亲自过问下，解决了住房、助手和北京户口等问题。他在日理万机中阅读了《李自成》第一、二卷，称赞说：“《李自成》第一卷很精彩，可以说无懈可击。第二卷不如第一卷，但也精彩，也是难得的。不知第三卷写得怎样？”
一部小说先后得到两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如此重视、支持和帮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正因为有两代伟人的巨大帮助，《李自成》的创作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才有了《李自成》。
同样，《李自成》的创作也得到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吴晗、夏衍、曹禺、胡绳、朱光潜等一代文学和史学的大家的支持和赞誉。特别是茅盾先生，早在1938年，他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发表了父亲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并且热情推荐，而成为抗战文学的名篇。到了晚年，他在体衰多病、视力极差的情况下，在放大镜下仔细阅读了一百多万字的《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潦草的手稿抄本，记下读书笔记，然后逐单元进行精彩点评，提出意见。后来他又撰文指出，《李自成》填补了“五四”以后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这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从1974年至1980年茅盾逝世前，两人通过频繁的来往书信探讨了文艺理论、小说美学与创作技巧等问题，使父亲受益匪浅，对亦师亦友的茅盾先生充满了感激之情。吴晗则是《李自成》第一卷的第一个知音。1962年他连夜看完出版社送审给他的《李自成》第一卷征求意见的样本书后，次日上午给出版社打电话：“《李自成》写得非常成功，我认为它的成就超过了《三国演义》。”不久父亲来从武汉来到北京与吴晗见面，畅谈了三个小时，吴晗再次对《李自成》的高度评价和历史观点的坚定支持，甚至说书出版以后如果有人批判，你只管写作，在历史问题上我替你打笔墨官司。吴晗的鲜明态度和热情豪放，解除了父亲和出版社的顾虑，实际上为《李自成》的出版再次开了“绿灯”。“文革”结束以后，父亲在回忆文章中，对当年吴晗的坚定支持和帮助深表感激，对他的在“文革”在不幸遭遇和过早离世痛感惋惜。
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坚强和高瞻远瞩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建国短短几十年就创造了人类几千年历史的奇迹。我们从平时身处的环境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目前国家已迈入第二个百年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新征程。
有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是什么样子？四〇后的老人们还有依稀记忆，但对年轻人来说已经十分遥远和陌生。通过书籍和影视，固然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旧中国的苦难历史，但毕竟缺乏深刻认识和体会。父辈们则不同，他们有亲身的经历和切肤感受，所以对党对国家有更笃深的认识和感情。拿父亲来说，清朝灭亡的前一年，他出生于豫西穷乡僻壤的农村，14岁时同哥哥去信阳求学因军阀混战学校关闭而在回乡的路上被土匪“绑票”，在土匪窝中生活了一百天。这段生活经历使他在抗战胜利不久写出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长夜》，1947年在上海出版。《长夜》是“五四”以后唯一一部反映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民国初年因军阀混战、天灾人祸，而导致农村濒临破产、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的景况。1984年，法国华裔翻译家李治华将《长夜》翻译介绍到法国，受到法国读者的欢迎。同年父亲应邀访法，出席马赛玫瑰节与外国名作家签名售书活动。因为小说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再加上父亲签名售书写的漂亮毛笔字和红印章，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二者相得益彰，以致出现了包括政府要员在内的众多读者排队购书签名的盛况。主办方说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因此父亲被马赛市政府授予“马赛纪念勋章”。（该勋章只授予首访马赛的外国元首和世界知名文化人。）法国总统密特则致信父亲，祝贺他访法取得圆满成功。
我认为，儿女在父母生前尽心孝顺，让老人安度晚年，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如果父母生前有未竟的事业和遗愿，子女也应该在其身后尽力去付诸实现。二者结合，“孝顺”才更完美。我认识和接触的一些文后代的友人，例如臧克家、丁玲、阮章竟、王亚平、吴祖光、魏巍、碧野、徐迟等老一辈作家，其子女都是这样做的，为整理出版父辈的作品和无偿捐献老人的文物作出了成绩。父亲去世后，为实现他的未竟心愿，传承其文学精神，我多年来尽力而为，也有了一些收获。例如参与主编22卷《姚雪垠书系》，按照父亲遗愿捐出《李自成》四、五卷版税50万元，中国作协设立了“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在家乡参与建起了姚雪垠文学馆和姚雪垠故居纪念馆，眼下正在和友人合作编纂35卷《姚雪垠全集》。我现在已年逾八旬，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坐在电脑前开始工作。多年来从不敢懈怠，争取在时间不多的余生尽力为父亲多做些事情，少一些遗憾。我想，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经久不衰，与后人对先辈的事业和精神的继承与传承是分不开的。而孝道文化是其核心。
清明来临之际写此短文，既是对父母的追思和纪念，也是对历史伟人和文学前辈的缅怀和致敬。

2022年3月23日

（原载2022年4月1日《北京日报》）
（作者为原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审、姚雪垠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