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的光芒──重读曾巩《拟岘台记》 作者 邓全恩
发布时间：2010-12-20 18:15:00 人气： 来源：未知
民本思想的光芒
──重读曾巩《拟岘台记》
邓全恩
2009年金秋，抚州市委、市人民政府为传承优秀文化，顺应民心，决定重修拟岘台。
抚州拟岘台系江南胜迹，其命运亦同于岳阳楼、黄鹤楼和滕王阁，千年来时荒时葺。据县志记载，历史上此台曾大修重建了六次(小的维修尚不记)，第六修于清道光二年(1822)，这次不仅重修了拟岘台，还增建了文昌阁。及后，经历抗日战争，台阁遭日机轰炸，整体残破不堪，延至“文革”，遗存殆尽。
拟岘台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当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应抚州知州裴材之请，为之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拟岘台记》。正如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所言:“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台因文而名，文随台而不朽。早年读《拟岘台记》，多寄兴趣于“景”，家乡的山水，在宋时文豪笔下，竟是如此风光，激发的是对故土的眷恋；今天重温，更加着眼于“情”，一座台阁，在古代名家的散文中，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引发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思索。
曾巩作《拟岘台记》，时年38岁，刚进士及第，才气横溢，风华正茂，恤民忧国，“慨然有志于天下事”。文章分三段阐述，开篇云:“尚书员外郎晋国公裴君治抚之二年，因城之东隅作台以游，而命之曰拟岘台，谓其山溪之形，拟乎岘山也。”落笔入题，开门见山，先将台的建造者、建台时间、地理位置及命名都作了清楚交待，并匠心独运，将“拟岘”的命名，为下文设置伏笔。其后的第二段，则着力于描写拟岘台的景色及登台者的愉悦心情。建台之前，其址为野林荒墟，虽壮大闳廓，而未有人“爱”，唯裴君“得之而喜”。随之，由近及远，由俯视到远瞻，层次分明，视野渐开，集中笔墨于建台后此地的崭新气象。拟岘台座落于抚城之东，汝水西岸，景观奇特，超尘脱俗。高台之下:“平沙漫流，微风响远，与夫波浪汹涌，破山拔木之奔放，至于高桅劲橹，沙禽水兽，上下而浮沉”；衽席之周:“平冈长陆，虎豹踞而龙蛇走，与夫荒蹊聚落，树阴晻暧，游人行旅，隐见而断续”；遥望:“山之苍颜秀碧，巅崖拔出，挟光景而薄星辰”；纵览:“烟云开敛，日光出没，四时朝暮，雨旸明晦，变化不同，则虽览之不厌，而虽有智者，亦不能穷其状也”。
曾巩为记，多数以议论为主，但《拟岘台记》却用大的篇幅描写景观，景的横向空间展示，景的纵向时间变幻，都是为了突出裴君的选景卓识。面对此景，“或饮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靓观微步，旁皇徙倚，则得于耳目与得之于心者，虽所寓之乐有殊，而亦各适其适也。”作者以赏景之情的多样化，烘托景之宜人，而其中一个“乐”字，既与上文之“喜”相呼应，又画龙点睛，亮出文章所要论述的重点，最后由人及情，由情及本。
“抚非通道，故贵人蓄贾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灾少。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积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发召之役也”。文章第三段谈到古之赣东，陆地交通不便(主要靠盱江水道贯通南北)，富商、游客难至；沃野千里，自然灾害少，农耕经济发达，农副产品充足；百姓乐业安居，牛马自由放养于山谷，粮食任意存放于郊野，没有盗劫之警，不担心兵役之召。这是裴君治理时的抚州，作者生动地勾划出了当时的这种社会场景。接着提出:“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简静，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乐于此。”最后，紧承上文的人情之“乐”，围绕“乐”字说理论道。先叙民“乐”其业，次述裴君依俗设治，“乐”其暇并寓之于台，再写州人士女“乐”其治，并与裴君同“乐”此“游观之美”，展示了官民同乐的完美境界。一层高一层的“乐”，主题不断升华，使读者从中看到裴君的治绩，更看到了美景乐事出于大治的道理，亦看到了作者朴素的“民本思想”。行文至此，曾巩也不言而喻地揭示了“山溪之形”、“拟乎岘山”背后不便说出的一层意思，即裴材以西晋名臣羊祜自况，表明自己任内祈望百姓安泰的心迹。
曾巩《拟岘台记》写作的第二年，即嘉祐三年(1058)，他在另一篇文章《时俗辨》中说:“时之人，非皆不知事之本末，势之治乱也，然而举天下之务者，惟利而已。”指出当时的官吏，并不是不知道以民为本的治国之道，而是舍本求末，弃民逐利。文中又云:“既然矣，则官者庶几忧其本，爱其民，百姓可厚而仁政可举也，……”企望凡有益于民众之事，大家都应“穷心力而行之”。曾巩的“民本思想”，在此又得到进一步阐述。
曾巩的《拟岘台记》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产生于同一时代，即庆历新政失败之后、王安石变法之前的二十余年间，《拟岘台记》的写作晚《岳阳楼记》11年。此时的北宋王朝，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复杂，民族矛盾(契丹的威协、西夏的侵略)日益严重。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因推行新政触犯了守旧权贵利益，被贬谪邓州，第二年9月，受岳州同仁滕子京托请，在花洲书院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此文所表达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范仲淹是曾巩的师长，更凑巧的是，就在《岳阳楼记》完成的同一年(庆历六年)，曾巩接到范公从千里之外捎来的一封书信，之后，他写了一篇《答范资政书》，这篇文章盛赞范仲淹的“大贤德”。范仲淹身处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虑邦本，这种高尚情操，深深感染着曾巩。曾巩为人正直，遵行礼义，不阿世媚俗，“忧其本，爱其民”。其流传至今的《拟岘台记》，结构谨严，情景交融，形神兼备，所抒发的思想感情，同《岳阳楼记》一样，声名远播，光彩夺目。
北宋裴材兴建拟岘台，本身即是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一项民生德政。“君作新台拟岘山，羊公千载得追攀” (王安石《为裴使君赋拟岘台》)。王安石的诗，对“拟岘”作了更为直接的解说。其“拟岘”中的“岘”，即谓湖北襄樊市南的岘首山，为官清俭的西晋羊祜登临此山，曾有江山依旧、人生短暂之感。据史载:羊祜与陆抗对境时，“务修德，吴人怀之。及卒，民为立碑于岘山，望其碑者皆流涕，时称‘坠泪碑’”。顾名思义，可见裴材建台用心之良苦。拟岘台──作为抚州文明的象征，重修意义重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民本思想在古代只能是仁人志士的理想，只有现在才能真正成为执政的现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抚州各方面发展迅速，党和政府情系民生，锐意赶超，求真务实，社会和谐，盛况空前。今天重修拟岘台，定位于抚州城市标志性建筑，使其成为突出德政惠民、赞颂前人功绩、激励后人奋进、弘扬临川文化的重要载体；集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传统教育基地于一体的生态园林景区。目标是打造江南第四大名楼，力求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重塑抚州文化名城形象。
喜熠熠名篇，有梦今圆。当今第七次重修，拟岘台即将以恢弘的姿态，屹立于抚河之滨，雄台与美文相辉映，彰显民本思想的光芒! 见证古城历史的千年沧桑! 展示抚州才子之乡的新魅力!有感于斯，填词一首以赞之:
沁园春·重修拟岘台
千古名台，江南胜迹，汝水之光。喜惠风和畅，层楼重现；朱甍画栋，壮丽辉煌。灵谷苍颜，抚河新韵，十里城街添靓妆。舒望眼，看归乾来巽，永兆文昌。 裴君治郡端方，仰羊祜遗碑思未央。忆春光岘阁，州人同乐；域安民本，曾子文章。缓带此闲，荆公指顾，倚杖放翁九徜徉。登临处，唤甘棠正气，代代传扬!
──重读曾巩《拟岘台记》
邓全恩
2009年金秋，抚州市委、市人民政府为传承优秀文化，顺应民心，决定重修拟岘台。
抚州拟岘台系江南胜迹，其命运亦同于岳阳楼、黄鹤楼和滕王阁，千年来时荒时葺。据县志记载，历史上此台曾大修重建了六次(小的维修尚不记)，第六修于清道光二年(1822)，这次不仅重修了拟岘台，还增建了文昌阁。及后，经历抗日战争，台阁遭日机轰炸，整体残破不堪，延至“文革”，遗存殆尽。
拟岘台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当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应抚州知州裴材之请，为之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拟岘台记》。正如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所言:“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台因文而名，文随台而不朽。早年读《拟岘台记》，多寄兴趣于“景”，家乡的山水，在宋时文豪笔下，竟是如此风光，激发的是对故土的眷恋；今天重温，更加着眼于“情”，一座台阁，在古代名家的散文中，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引发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思索。
曾巩作《拟岘台记》，时年38岁，刚进士及第，才气横溢，风华正茂，恤民忧国，“慨然有志于天下事”。文章分三段阐述，开篇云:“尚书员外郎晋国公裴君治抚之二年，因城之东隅作台以游，而命之曰拟岘台，谓其山溪之形，拟乎岘山也。”落笔入题，开门见山，先将台的建造者、建台时间、地理位置及命名都作了清楚交待，并匠心独运，将“拟岘”的命名，为下文设置伏笔。其后的第二段，则着力于描写拟岘台的景色及登台者的愉悦心情。建台之前，其址为野林荒墟，虽壮大闳廓，而未有人“爱”，唯裴君“得之而喜”。随之，由近及远，由俯视到远瞻，层次分明，视野渐开，集中笔墨于建台后此地的崭新气象。拟岘台座落于抚城之东，汝水西岸，景观奇特，超尘脱俗。高台之下:“平沙漫流，微风响远，与夫波浪汹涌，破山拔木之奔放，至于高桅劲橹，沙禽水兽，上下而浮沉”；衽席之周:“平冈长陆，虎豹踞而龙蛇走，与夫荒蹊聚落，树阴晻暧，游人行旅，隐见而断续”；遥望:“山之苍颜秀碧，巅崖拔出，挟光景而薄星辰”；纵览:“烟云开敛，日光出没，四时朝暮，雨旸明晦，变化不同，则虽览之不厌，而虽有智者，亦不能穷其状也”。
曾巩为记，多数以议论为主，但《拟岘台记》却用大的篇幅描写景观，景的横向空间展示，景的纵向时间变幻，都是为了突出裴君的选景卓识。面对此景，“或饮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靓观微步，旁皇徙倚，则得于耳目与得之于心者，虽所寓之乐有殊，而亦各适其适也。”作者以赏景之情的多样化，烘托景之宜人，而其中一个“乐”字，既与上文之“喜”相呼应，又画龙点睛，亮出文章所要论述的重点，最后由人及情，由情及本。
“抚非通道，故贵人蓄贾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灾少。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积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发召之役也”。文章第三段谈到古之赣东，陆地交通不便(主要靠盱江水道贯通南北)，富商、游客难至；沃野千里，自然灾害少，农耕经济发达，农副产品充足；百姓乐业安居，牛马自由放养于山谷，粮食任意存放于郊野，没有盗劫之警，不担心兵役之召。这是裴君治理时的抚州，作者生动地勾划出了当时的这种社会场景。接着提出:“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简静，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乐于此。”最后，紧承上文的人情之“乐”，围绕“乐”字说理论道。先叙民“乐”其业，次述裴君依俗设治，“乐”其暇并寓之于台，再写州人士女“乐”其治，并与裴君同“乐”此“游观之美”，展示了官民同乐的完美境界。一层高一层的“乐”，主题不断升华，使读者从中看到裴君的治绩，更看到了美景乐事出于大治的道理，亦看到了作者朴素的“民本思想”。行文至此，曾巩也不言而喻地揭示了“山溪之形”、“拟乎岘山”背后不便说出的一层意思，即裴材以西晋名臣羊祜自况，表明自己任内祈望百姓安泰的心迹。
曾巩《拟岘台记》写作的第二年，即嘉祐三年(1058)，他在另一篇文章《时俗辨》中说:“时之人，非皆不知事之本末，势之治乱也，然而举天下之务者，惟利而已。”指出当时的官吏，并不是不知道以民为本的治国之道，而是舍本求末，弃民逐利。文中又云:“既然矣，则官者庶几忧其本，爱其民，百姓可厚而仁政可举也，……”企望凡有益于民众之事，大家都应“穷心力而行之”。曾巩的“民本思想”，在此又得到进一步阐述。
曾巩的《拟岘台记》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产生于同一时代，即庆历新政失败之后、王安石变法之前的二十余年间，《拟岘台记》的写作晚《岳阳楼记》11年。此时的北宋王朝，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复杂，民族矛盾(契丹的威协、西夏的侵略)日益严重。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因推行新政触犯了守旧权贵利益，被贬谪邓州，第二年9月，受岳州同仁滕子京托请，在花洲书院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此文所表达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范仲淹是曾巩的师长，更凑巧的是，就在《岳阳楼记》完成的同一年(庆历六年)，曾巩接到范公从千里之外捎来的一封书信，之后，他写了一篇《答范资政书》，这篇文章盛赞范仲淹的“大贤德”。范仲淹身处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虑邦本，这种高尚情操，深深感染着曾巩。曾巩为人正直，遵行礼义，不阿世媚俗，“忧其本，爱其民”。其流传至今的《拟岘台记》，结构谨严，情景交融，形神兼备，所抒发的思想感情，同《岳阳楼记》一样，声名远播，光彩夺目。
北宋裴材兴建拟岘台，本身即是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一项民生德政。“君作新台拟岘山，羊公千载得追攀” (王安石《为裴使君赋拟岘台》)。王安石的诗，对“拟岘”作了更为直接的解说。其“拟岘”中的“岘”，即谓湖北襄樊市南的岘首山，为官清俭的西晋羊祜登临此山，曾有江山依旧、人生短暂之感。据史载:羊祜与陆抗对境时，“务修德，吴人怀之。及卒，民为立碑于岘山，望其碑者皆流涕，时称‘坠泪碑’”。顾名思义，可见裴材建台用心之良苦。拟岘台──作为抚州文明的象征，重修意义重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民本思想在古代只能是仁人志士的理想，只有现在才能真正成为执政的现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抚州各方面发展迅速，党和政府情系民生，锐意赶超，求真务实，社会和谐，盛况空前。今天重修拟岘台，定位于抚州城市标志性建筑，使其成为突出德政惠民、赞颂前人功绩、激励后人奋进、弘扬临川文化的重要载体；集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传统教育基地于一体的生态园林景区。目标是打造江南第四大名楼，力求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重塑抚州文化名城形象。
喜熠熠名篇，有梦今圆。当今第七次重修，拟岘台即将以恢弘的姿态，屹立于抚河之滨，雄台与美文相辉映，彰显民本思想的光芒! 见证古城历史的千年沧桑! 展示抚州才子之乡的新魅力!有感于斯，填词一首以赞之:
沁园春·重修拟岘台
千古名台，江南胜迹，汝水之光。喜惠风和畅，层楼重现；朱甍画栋，壮丽辉煌。灵谷苍颜，抚河新韵，十里城街添靓妆。舒望眼，看归乾来巽，永兆文昌。 裴君治郡端方，仰羊祜遗碑思未央。忆春光岘阁，州人同乐；域安民本，曾子文章。缓带此闲，荆公指顾，倚杖放翁九徜徉。登临处，唤甘棠正气，代代传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