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洲书院话忧乐 刘朝瑞解读“邓州文化”

花洲书院话忧乐 刘朝瑞解读“邓州文化”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可谓妇孺皆知，特别是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至理名言，成为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行为规范，为普通百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文武百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然而，范文正公的这篇千古佳作写于何地，却鲜为人知。据考证，《岳阳楼记》是范仲淹知河南邓州期间，应好友滕子京之约在邓州的花洲书院一气呵成的。不久前，邓州市投入巨资把该书院修葺一新，并举行了隆重的竣工庆典。于是，我有机会再次走进花洲书院，缅怀先辈高风亮节之操守，以民为本之情怀，忠君爱国之懿范。此间，还与南阳市委常委、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聊起邓州今古，这位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市委书记，娓娓道来，使一条清晰的“邓州文化”脉络，展现在我的面前。
作为一个县级市，敢于提出一种文化现象，不能是空穴来风，必须拿出真凭实据来才行。针对这一问题，刘朝瑞说，这与邓州的历史、地理位置不无关系。邓州位于今天的河南省西南，处于南阳盆地内，而南阳盆地自古风调雨顺、富甲一方，孕育了典型的“农耕文化”。邓州南与湖北省接壤，是进入武汉的交通要道，西依秦岭，可直达江汉平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这里既有江南水乡的情调，又有北方黄土地的馨香。由此可见，邓州始终处在南北文化交融的临界点上，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所以，物华天宝，地灵人杰，造就邓州文化，既具有楚文化的秀气、隽永，又包含秦汉文化的纯朴、厚重。或者说，楚文化典丽婉曲，秦汉文化素朴直截，而“邓州文化”兼而有之，又显示出它的包容性。
刘朝瑞特别强调一点，说到邓州文化，必须提到医圣张仲景，这是一位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伟人，官至长沙太守，但他以民为本，舍相从医，普济苍生的民本思想，对后人产生了积极影响。加之邓州至今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春秋为邓国地，秦置穰县，隋为邓州治，明废县入邓州，宋初为武胜军，后改为邓州南阳郡，“首府”在邓州，领穰、南阳、内乡、顺阳、淅川5县。当时，知邓州者多为北宋中央知名官员，如宰相张永德、赵普先后任武胜军节度使，寇准、范仲淹都曾知邓州。特别是一代文豪范仲淹又在此地创建花洲书院，他公余经常到春风堂执经讲学，在春风阁以文会友，到百花洲与民同乐。在这里，范公与致仕宰相张士逊、新科状元贾黯等诗酒雅会；同致仕宰相晏殊、光化知军李简夫以及当时名士王洙、张焘等赋诗唱和……使传统的农耕文化逐渐向书香文化转变，极大地提升了邓州的文化品位。
谈到范仲淹创建花洲书院，刘朝瑞进一步介绍说，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因主持的改革夭折，自请外放，翌年十一月，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身份到邓州赴任。时年，他已经57岁，且患有严重肺病。在邓州任职期间，他关心百姓疾苦，与民休戚与共。重教化、轻惩罚、废苛杂、倡农桑，并亲自带领百姓凿井耕田，一时间，邓州百姓五谷丰登，安居乐业。因此，他在诗中这样写到：“庭中无事吏归早，野外有歌民意丰。”知邓期间，范仲淹被这里淳朴的民风所吸引，与当地百姓结下深厚的情谊。他写到：“南阳本佳处，偶得作守臣。地与汝坟近，古来风化纯。”并表现出深深的留恋之意，“卧龙乡曲多贤达，愿与逍遥九老中。”
庆历八年正月，朝廷调范仲淹任荆南府，邓州百姓拦截传旨的官吏，恳请朝廷收回成命，而范公也不愿走，因此，当朝准其留任，直到第二年范仲淹才离开邓州到杭州任职。
早在北宋宝元二年，范仲淹的好友谢绛任邓州知州期间，就整修“百花洲”，在洲旁城墙上建起了“览秀亭”。范仲淹到邓州后，重新修整百花洲、览秀亭，建起春风阁，在百花洲畔创办起花洲书院。花洲书院不仅培养了大批英才，更著名的是，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约，在春风堂写下了千古绝唱——《岳阳楼记》。
 刘朝瑞书记自豪地说，近千年间，花洲书院书香不断，人才辈出。范仲淹的儿子、官至宰相的范纯仁，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元代邓州知州韩维等都曾从师于范仲淹，求学于花洲书院。在近代现代、当代，邓州涌现出无数的志士仁人，如，国民革命先驱王庚先、抗日英雄梁雷，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著名教育家韩作黎，著名作家姚雪垠、二月河，青年一代有宁可丢饭碗，也决不给洋老板下跪的孙天帅、在北京救人不留名的孙天丛等，都是花洲书院培养出来的精英。难怪二月河把花洲书院比作“吾师、吾母。”
 刘朝瑞同志告诉我们，今天的156万邓州人，决心弘扬“忧乐”精神，打造文化名市，营造和谐社会。他们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先后修复了吾离陵、福胜寺塔，修建了“编外雷锋团”纪念馆。而花洲书院的修复，进一步提升了文化品位，增强了文化氛围。广大党员干部，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人民群众在范仲淹“忧乐”精神的感召下，负重拼搏，开拓创新，实干兴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