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遗产

乙酉清明。修旧复旧后焕然一新的邓州花洲书院。一群视文字为生命，被称作“南阳作家群”的人在青砖墁地，古色古香，清洁雅静的花洲书院内徜徉、凭吊、凝思。他们为范仲淹留下的宝贵遗产感慨、自豪。 
同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等著名书院相比，花洲书院的名气当然不算太大，这里也没有出现像程颐、程颢和朱熹这样的哲学大家，但因为有了范仲淹，花洲书院遂为天下知。范仲淹的文治武功，有口皆碑。他曾率兵御西夏，在西部边陲守边四年。北宋王朝同西夏的战事，选择了范仲淹。在他的词中，他更多的是表达将士们饱受战乱之苦的愁思，在《渔家傲·秋思》中，他写道：“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在《苏幕遮·碧云天》中，他写道“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他仍然是为征夫和怨妇抒发离别的情怀。
在遭遇了“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已年逾花甲的范仲淹被逐出京都，到邓州任知州。在这里，他大志不衰，坚持“以天下为己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孜孜民事”，督促部下为百姓种粮提供方便，让人们把粮食种好，消灭饥馁；再就是兴学育才，辟办百花洲，创办花洲书院。在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上，凡有作为的政治家，对上述两种事都是相当重视的。范仲淹为政清廉，重安抚、轻惩罚、废苛捐杂税、倡农耕，生活节俭，真正做到了爱民如子。他能做到这些，关键是范仲淹树立了为官要做到“不欺”的思想，即上不欺天、不欺庙堂，下不欺黎民百姓。这需要一个超高的境界。只有做到了“不欺”，才能博得民众的拥护，在民众的心中立起一座丰碑。
邓州，因为一个人，一篇文章而成为一个圣地。 
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应朋友滕子京之邀，写下了千古绝唱《岳阳楼记》。全文仅360余字，字字珠玑，文情并茂，气势宏大。重要的是范仲淹在此文中提出了他的“忧乐观”，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为后世无数立志“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仁人志士所仰慕、所称道、所效仿。这是一笔无可估量的精神财富，是一笔巨大的遗产。他的“忧乐观”感动和启迪着一代又一代人，人们不断地重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著名的警句。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有很多就是憧憬和实践着这种至高无上的“忧乐观”，或走上刑场、或战死疆场、或走上开国大典的观礼台。近读一篇文章，写到中共早期领袖陈独秀，在1932年，由于叛徒出卖，他第四次被捕入狱，被解往南京后，曾和他一起参加北伐的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前来劝降，但陈独秀仍“顽执如初”。在何应钦走后，看守他的一些青年军人围住他索要墨宝，他欣然命笔，书写数张，写得最多的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此可见范仲淹这震古烁今的警句之力量。
距花洲书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建筑独特的红色教育基地。那里有一位仅仅在世上留存了23年的伟大生命，因为他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而被人们敬仰，他的事迹和思想甚至走进了美国西点军校的课堂。他的名字被千百万人传颂。
他同样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这样的精神遗产对后世产生着难以估量的价值和历久弥新的光彩。
2005年清明后的这天，阳光明媚，春风相伴。创作出洋洋500万言的“落霞三部曲”，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二月河和文友们一起认真地重读范仲淹。参观途中，花洲书院索要他的墨宝。在书法、绘画上自成一家、别具特色的二月河不假思索，挥动巨笔，饱蘸浓墨，写下了四个大字“吾师吾母”，字体遒劲，一气呵成，让人惊叹。在20世纪60年代，入伍前的二月河曾在这里求过学，读过书，他对范仲淹的“忧乐观”当体会得尤为深刻。这四个字底蕴之深厚可见一斑。
无独有偶。不久前，著名邓州籍军旅作家周大新应花洲书院修复委员会之邀，撰写了这样一副楹联：
聚精忠赤子讲经史说词赋授治国良策
育文武英才进朝堂赴边疆展为民抱负
这副楹联的字里行间，同样洋溢着范仲淹“忧乐观”的思想精髓。
范仲淹能做到的，后人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
范仲淹的遗产，后人应该继承，也能够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