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廷桢

      道光十五（１８３５）年，邓廷桢任两广总督时，鸦片早已由药材变为以走私买卖为主要形式的毒品，大量非法输入中国，造成国内烟毒泛滥，白银外流，严重危害着国计民生。对鸦片贸易是驰禁还是严禁的分歧意见已经开始出现．道光十六年四月(1836年6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正式提出了驰禁论主张，道光皇帝收到许乃济的奏折后，特批给邓廷桢和广东巡抚祁贡、粤海关监督文祥议复。他们于道光十六年九月初二(1836年10月11日)联合上奏，表示赞同许乃济的驰禁论，认为许折“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如蒙俞允，驰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并提出了驰禁的具体办法九条。邓廷桢等的这个驰禁章程，把许乃济驰禁论加以发展和具体化，并准备付之于实施，它使鸦片入口、运输、种植完全合法化，当时在广州广为传布，产生很不好的影响，“贩食之人，无不欢欣鼓舞，明目张胆”。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在鸦片贸易要导致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面前，特别是许乃济驰禁论遭到朱嶟、许球、袁玉麟等人的批驳和正义舆论的谴责后，在广东这个鸦片走私贸易首当其冲的关口，邓廷桢检讨了自己过去的驰禁主张，认真执行严禁政策。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他采取了一些断然措施，通过十三洋行总商伍崇曜通知英国商务监督，命令所有停泊在内洋、外洋的鸦片趸船必须全数回国，不得逗留，更不能进入广州港口。但是，由于英国不肯轻易放弃他们鸦片贸易得到的巨大利益，而继续进行猖狂的走私活动，又由于官吏们暗中受贿，与鸦片走私贩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因而执行不力，实际上没有收到实效。

　　道光十七年(1837年)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与鸦片贩子查顿、颠地、马地臣等蓄意破坏鸦片禁令，敦促英国资产阶级政府派兵舰来，以武力威胁中国开烟禁，以扩大鸦片贸易和使之合法化。在义律的支持下，武装鸦片走私船再次窜进黄埔港，私售鸦片。邓廷桢严厉谴责义律的无理挑衅，并指名要他交出并驱逐查顿、颠地、马地臣等九名鸦片贩子出境。然而，义律的强盗行为正是与鸦片贩子共同谋划后进行的，他依赖武力为后盾，既抵赖不交出鸦片贩，也不驱逐他们，对此，邓廷桢坚持寸步不让的方针，迫使义律的威胁无法得逞，不得不自动退出广州。这一年内，英国政府支持的东印度防区舰队司令马他伦率兵舰“窝拉疑”号等五百余名士兵及随军家属到达澳门，声称以商务监督身份来稽查贸易。邓廷桢下令各水、陆师严格把守各要塞隘口，并严加巡防，又严正声明马他伦要进广州不合中国法令，坚决把马他伦赶走，使马他伦的武装挑衅不能得逞。

　　邓廷桢认真组织广东的东、西、中三路水师加强海防。督促水师提督关天培在沙角设提督署驻守沙角，密切监视和控制中路海口，并与关天培涉海登山，周密设计虎门三道防线的建设。又明查暗访和封闭了数百个内地窑口，捕获走私和滞留在内河、内洋的船只，禁阻内地走私船和任何船只与那些长期停泊在内、外洋的鸦片趸船靠近，使英国鸦片趸船无法出售鸦片。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后，道光皇帝从封建统治的利益考虑，特别是看到林则徐在他的禁烟奏折里一针见血地击中要害以后，便决定采取严禁政策，一方面将公然倡导驰禁论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另一方面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鸦片。并命令邓廷桢和广东巡抚怡良等振刷精神与林则徐和衷共济，协同办理。邓廷桢得知林则徐要到广东，十分兴奋。当林则徐在往广东途中，邓廷桢写信给林则徐立誓“所不同心者有如海”，表示愿“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月(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开始禁烟。邓廷桢予以积极支持，和林则徐进行了密切配合，成为林则徐在广东推动禁烟的亲密合作者。他们在短期内缉拿了内地鸦片烟贩，查抄了窑口，打击和驱逐了武装鸦片趸船，在虎门亲自监督缴收了二万余箱、袋，二百多万斤重的鸦片。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海滩进行销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禁烟的正义性。在虎门海防的建设中，邓廷桢经常陪同林则徐往各海口视察、研究，提出建设性意见，相互配合得很好。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1840年1月)清政府调邓廷桢任云贵总督，旋改调两江总督，尚未到任，又因陕西道监察御史杜彦士奏报福建禁烟和海防需加紧查办，改调邓廷桢任闽浙总督。并特派吏部右侍郎祁隽藻、刑部左侍郎黄爵滋查办，“并筹图防守事”。

　　邓廷桢由广东到福建，积极加强海防建设。他与祁隽藻、黄爵滋等根据福建海岸地形的特点，研究、决定在厦门岛南部突出海面的胡里山，建起一道五百丈的石壁，并于石壁后建筑营房、建筑灵活实用的炮墩。在厦门岛安置了一百门铁炮，又在对面的鼓浪屿、屿仔港等处安置一百六十余门铁炮。还调动漳州、同安、兴化、延平陆路兵勇协同防守，大大提高了福建厦门岛一带的海防能力，把他从广东购置的十四门洋炮也都使用上。英国侵略者称之谓“长列炮台”。他们还制定了新的海防章程，责成水陆师共同负责，在海面夹攻或配合夹击来犯的英国武装商船和兵船，并围追堵截内地鸦片贩，遏制他们与英国鸦片贩子的勾结倒卖鸦片的活动。邓廷桢在查禁鸦片的同时，还惩办了漳州、泉州等地使用进口洋钱和私自化银铸钱的罪犯。

　　在闽浙总督任内，邓廷桢鉴于福建、浙江军备松弛，防御能力单薄，海防不严，特下了一番大功夫进行整顿。抽调了熟悉海防形势、水性的水师官兵，又招募了大批水勇加强防范措施。他一边在泉州招募兵勇加强训练，一边注视着浙江海防的变化，并准备亲自往浙江督战，以后因道光皇帝另派钦差大臣伊里布赴浙江办理军务而作罢。邓廷桢在广东和福建查办鸦片，推动禁烟运动和建设海防方面都作出了成绩。然而，英、美鸦片贩子在其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支持下进行武装挑衅，蓄意破坏禁烟运动，加以国内投降派和内地鸦片贩子设置重重障碍，以致邓廷桢等未能达到杜绝鸦片贸易，根除鸦片输入的目的。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1840年9月28日)，在投降派的陷害下，道光皇帝下令革了林则徐和邓廷桢的职，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并接替林则徐为两广总督，令邓廷桢立即由闽浙总督任内折回广东听候处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到此实已告终。

　　琦善在与义律谈判的过程中，曾以厦门、香港是否可以让给英国作商埠事与邓廷桢商议，邓廷桢极力反对，他说：“厦门全闽门户，夷居厦门可以窥内地，且澎湖、台湾之在厦东者，声势为所隔绝，不得联络，其害至深，固万无许理。即香港亦在粤洋中路之中，外环尖沙嘴，裙带二屿，夷船常藉以避风浪，垂涎久矣，今一朝给与，彼必筑建炮台，始犹自卫，继且入而窥伺，广东货船鳞泊黄埔，辎重在焉，其白黑夷之居吏馆者以千百计，皆香港应也，与之良非所便”。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义律突然袭击沙角、大角炮台，虎门第一道防线被突破。邓廷桢和林则徐此时虽都已革职，但出于爱国之心，他们又亲自到两广总督署敦促琦善派兵支援，琦善竟以“无话商量”而置之不理。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1841年)道光皇帝颠倒是非，谴责邓廷桢在广东任职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练空费钱粮，全无实用，以致虎门之役不能抵挡。对他从重处理，发配伊犁以效力赎罪，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闰七月才被召回，赏三品顶戴任甘肃布政使，派他到银川、洮陇、酒泉等地勘察荒地。邓廷桢认真勘察，查出荒熟地一万九千四百余亩，番灵地一千五百余顷，宁夏马厂归公地一百多顷⑧。熟地升科，荒者招垦，被赏二品顶戴。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调任陕西巡抚，署理陕甘总督，后又回任陕西巡抚。在此期间，他始终与林则徐保持着联系。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1846年4月15日)病死于任内，终年七十一岁。

　　邓廷桢喜作诗文，谪戍伊犁期间，与林则徐酬作尤多，表现了他与林则徐在爱国思想共同基础上的深厚友谊。著有《双砚斋诗抄》等。

        在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怀在鸦片战争中为了捍卫民族尊严与国家领土完整第一个公开反对割让香港的著名爱国大臣邓廷桢。值得我们南京人自豪的是，邓廷桢就出生在秦淮河畔万竹园。可以说金陵的钟灵毓秀、人杰地灵造就了这位民族英雄。

　　邓廷桢发出第一声呐喊

　　1840年6月英国政府正式发动侵华战争，英军攻占浙江定海威胁天津，迫使道光皇帝派琦善到广州议和，英方向琦善提出的苛刻议和条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割让香港。

　　当时，邓廷桢刚于1840年10月初被道光帝横加“病民误国，办理不善”的罪名撤掉闽浙总督，于11月21日来到广州，“以备查问差委”。邓曾在广东任职多时，对香港十分熟悉，深知它的重要地位与价值，便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与满腔忧愤，向琦善陈述了香港不能割让的理由：“即香港亦在粤洋中路之中，外环尖沙咀、裙带二屿，夷舶常借以避风浪，垂涎久矣。今一朝给予，彼必筑建炮台，始犹自立，继且入而窥伺。广东货船、鳞泊黄埔，辎重在焉，其白黑夷之居夷馆者以千百计，皆香港应也。与之良非所便。”

　　邓廷桢以其丰富的史地知识与政治军事经验，有力地论述了香港重要的战略地位、英国的侵略野心与割让香港的巨大危害。这是当时中国爱国官民反对割让香港的第一声有力的呐喊。

　　生于城南万竹园，学于钟山书院

　　邓廷桢，字维周，号嶰筠，晚号妙吉祥室老人，又号刚木老人。其先世本籍福建沙县，明末“入籍江宁，卜居城内之万竹园”。秦淮河畔万竹园，在城墙西南隅，明朝时为魏国公徐达别墅，入清后，邓元昭太史卜居于此。邓廷桢为邓元昭第五世孙。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农历十二月初五，邓廷桢诞生在这样一个世代官宦家庭中。此时的邓府，方池似鉴，雉堞如屏，修竹万竿，上下掩映，府门上有联，上联写有“二分水竹”，下联为“一半城郊”，八个大字，情景交融。一城之隔，城外适与赛虹桥相邻，每当黄昏薄暮，白鹭成群，栖止于林间，咿哑之声不绝，时人咸谓之此乃旺气相聚，致有百鸟朝凤相类似的景象出现。邓廷桢的青少年时代，正当清王朝的“乾嘉盛世”，他“少时从同里胡愚溪学，博本渊源”，熟读儒家经典与文史掌故，对诗、词、书法亦十分爱好，造诣很深。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他刚17岁，就考中秀才，入江宁县学。不久，又进入南京著名的钟山书院读书，听80高龄的桐城派文学大师姚鼐讲学。

　　邓廷桢后来顺利通过乡试、会试、殿试，于1801年（嘉庆六年）踏入封建官场，从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乡试会试的同考官到1810年外放浙江宁波知府，1814年又调陕西，在延安、榆林、西安等地任知府，“以善折狱称，平反韩城、南郑冤狱，又全同州嫠妇母子，陕民歌之，传播京师”。1821年（道光元年），他升任湖北按察使，曾自撰一副楹联挂在衙署里，以表心迹：“官要虚心，纵能发伏釐奸，须识我得情勿喜；民宜守分，若到违条犯法，可怜汝无路求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敢于为民请命。邓廷桢先后担任江西、安徽的巡抚，成为总管一省的大员。他勤于政事，为当地做了一些好事，如根治水患、整顿盐政、办赈救灾、镇压强悍等等。

　　风流文采照耀江左

　　邓廷桢在文学、艺术上，也“风流文采照耀江左”。他自幼熟读经史，谙熟诗词、书法。少年时身居秦淮，受秦淮景色陶冶，曾写过不少诗词。其中一篇只字不点明秦淮，而章句之中则处处勾勒秦淮风光之妙，令人神往。请看：青玉案：天涯未识春来处，却又被春阴误，芳信连番风暗度，禁烟时节，谫裙天气，几阵廉纤雨。残红片片催春去，多谢游丝绊春住，为问春痕留几许，屏留倩影，幕留青雾，池也留飞絮。

　　在他从政之后，因绩学好士，衙署中多名流，公余之暇，常和诸名士会食八箴堂，论学不辍。或考订训诂，或讽咏诗歌。尤其精深于音韵学。所著笔记和诗词并行于世。有《诗双声叠韵谱》、《说文解字双声叠韵谱》、《石观斋诗抄》、《双砚斋词话》等。此外，他还工书法，擅写小篆及楷、行诸体，尤以小篆最精。现在南京市博物馆还藏有他玉筋体小篆《说文叙辞轴》，是他晚年从伊犁获释，与挚友林则徐分别时所作，用笔园劲匀称。从端正秀丽中，可看到他刚正不阿的气质。

　　林则徐禁烟抗英的战友

　　邓廷桢历官多年，总的来说，他的仕途是较坦直平静的。直到1836年1月他被调任两广总督，来到中国当时反侵略斗争的最前哨。

　　邓廷桢在广东领导的两年禁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鸦片走私猖獗，积重难返，特别是由于当时清政府文武官吏从上到下的腐败，单靠邓廷桢等少数人的禁烟是难以奏效的。

　　1839年，邓廷桢64岁。清廷派林则徐来广东禁烟后，中国的禁烟斗争进入了高潮，邓廷桢的一生也揭开了最富有光彩的一页。在近一年的时间中，邓以两广总督的身份，协助林则徐查私禁烟，抗英御侮，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林则徐的亲密战友与可靠的后盾。

　　1841年6月28日，道光帝以奕山指挥广州战役失败，归咎前任，对邓廷桢横加许多罪名，将他从重处分，发配伊犁以效力赎罪。66岁的邓廷桢带着满头白发与满腔悲愤踏上了西戍边陲的漫漫征途。他在伊犁生活了两年时间。他时刻关心着东南沿海的抗英斗争，为《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香港的割让而扼腕长叹。1842年10月，林则徐被发配到伊犁，邓廷桢远道相迎，并写诗相赠：“浮生宠辱公能忘，世味咸酸我亦谙。闻道江乡烽燧远，心随孔雀向东南”。

　　归葬南京东郊邓家山

　　1843年8月，清廷为应付舆论，首先下旨释放邓廷桢入关。邓廷桢被重新起用后，先后担任甘肃布政使、陕西巡抚等职。1846年4月15日（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这位71岁的爱国大臣终于走完了他坎坷而富有光彩的一生，病逝于西安。家人将其遗体归葬于南京近郊邓家山（今南京东郊仙鹤门外灵山下）。它背依灵山，面对钟山，墓园开阔，四周苍松翠竹，郁郁葱葱。墓前立有两碑：一碑篆文刻有“皇清诰封荣禄大夫振威将军显考嶰筠府君之墓”，另一碑刻“皇清诰封一品夫人显考张夫人之墓”。为了纪念这位抗英民族英雄，1962年10月，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重立了一块墓碑，碑正面刻“清两广、闽浙、陕甘总督邓廷桢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