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恢

鄧子恢
　　簡介  
　　鄧子恢(1896—1972)，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農業工作的卓越領導人。福建龍岩人。1913年入龍岩中學學習。五四運動中受到革命洗禮，創辦進步刊物《岩聲》，宣傳馬克思主義。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龍岩縣委宣傳部長、中共閩西特委書記、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閩西暴動副總指揮、第七軍第十九師第五十七團黨代表，領導了閩西農民起義和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是閩西紅軍和蘇區創建人之一。1931年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工作，參加了中央革命根據地歷次反“圍剿”作戰。1935年任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領導三年遊擊戰爭。1938年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參加領導淮南抗日根據地的開闢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1945年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歷任華中軍區政治委員、中原軍區兼中原野戰軍副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兼華中軍區第二政治委員等職，參加領導華東、中原、中南地區的解放戰爭及淮海、渡江等戰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兼中南軍區第二政治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國家計委副主席等職，領導了中南地區的土改和各項民主改革運動。1953年後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副主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提出了發展農村社會主義經濟的正確方針，對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一些主要問題提出了正確意見，對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提出實行生產責任制的觀點等等，受到不公正對待。“文革”期間慘遭迫害，因病1972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1981年3月冤案得到平反，恢復名譽。 第八、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鄧子恢最重“閩西情”
　　鄧子恢是新中國的農業專家，曾身居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他在農業問題上曾與毛澤東發生過矛盾，但兩個人是生死與共的老戰友，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閩西的革命歲月中就結下了牢不可破的戰鬥情誼。前不久，鄧子恢的兒子鄧淮生深情講述了父親和毛主席的一段交往，並稱這一直是父親引以為豪的一段歷史。
　　鄧子恢為病中毛澤東燉牛肉湯
　　鄧子恢與毛澤東的初次見面頗費周折。1929年3月，一直在閩西鬧革命的鄧子恢聞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軍從井岡山出發，經贛南殺向閩西、長汀時異常興奮，他深知紅四軍的到來將極大改變閩西的局面，便星夜趕往長汀會見毛澤東。還沒有趕到，紅四軍又撤離長汀向瑞金進發。鄧子恢知道紅軍神出鬼沒，於是寫信請求紅軍入閩，紅四軍決定重返閩西時，毛澤東也回信要求鄧子恢務必於5月22日在蛟洋見面。等鄧子恢到了蛟洋，紅軍因戰鬥需要又向龍岩推進，一心想見毛澤東的鄧子恢馬不停蹄又奔向龍岩，最後終於在龍門追上了紅四軍大部隊。紅軍官兵平等，憑肉眼很難辨認出誰是部隊的指揮員。經多次打聽，才見到了衣著簡樸，而威名遠揚的毛澤東、朱德。首次見面，舉止不凡的毛澤東給了鄧子恢深刻的印象。
　　到了1929年6月底，毛澤東不再擔任紅四軍主要領導職務，他來到閩西休養，一蹲就是五個多月，特別是在蘇家坡的幾十個日日夜夜裏，鄧子恢與毛澤東交往甚密，朝夕相處，經常在一起探討馬列主義理論和根據地的建設等問題。鄧子恢為毛澤東傑出的軍事才能和獨到的見解所折服，視毛澤東為師長和益友，毛澤東也非常看重鄧子恢。那段時間裏，毛澤東不但處境不順，還患上惡性虐疾，身體腫得很厲害，十分虛弱。身為閩西特委書記的鄧子恢對身處逆境中的毛澤東非常關心，托人買來牛奶、白糖，每天燉牛肉湯、燉老母雞為其補充營養，並找來當地最好的醫生醫治。鄧子恢與毛澤東不以利交、不以勢交而是危難之中顯真情，這樣結下的戰鬥情誼是最深厚也是最牢固的。由於鄧子恢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毛澤東漸漸恢復了健康。不久，痊癒的毛澤東精神抖擻地重新走上了紅四軍領導崗位。1934年，毛澤東隨主力紅軍開始長征，鄧子恢留在了南方堅持鬥爭，兩個人不得不拱手告別，這一別就是12年，直到1946年倆人才在延安重逢，毛澤東高興地送給老朋友一張照片和一條毛毯。
　　兩位地方同志也一塊照吧
　　鄧淮生告訴記者，父親對與毛主席的這段交往非常懷念，也特別引以為豪。即使後來受到了批評，甚到丟官賦閑，這段感情也沒有改變。鄧淮生手指一張合影告訴記者，這張照片是1966年8月在天安門城樓上拍攝的，也是父親與毛主席最後一次合影。那天，鄧子恢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一次大型活動。活動間隙，他和陳雲在城樓上坐著休息。這時幾位老帥向在座的毛主席說:“我們想和主席照張相。”毛主席當即答應:“好啊。”老人家站起身，一眼看見了鄧子恢和陳雲，便招呼道:“兩位地方的同志也一塊來吧。”大家站好，攝影師按動快門，珍貴的歷史瞬間被永遠定格。回到家，鄧子恢難抑興奮的心情，把合影的事告訴了家人，言詞中流露著對毛主席的深情。
　　兒子大膽發問，鄧子恢直言不諱
　　兩位老戰友在私人感情上沒的說，可在關鍵問題上都很“固執”，堅持自己的見解和主張，鬧得很不愉快。早在1955年年底，鄧子恢就因農業問題受到批評，但他不唯上，不唯權，無私無畏，敢於“頂撞”毛澤東。可是在家裏，鄧子恢從不向子女談及這些矛盾，特別注意組織原則，特別注意維護毛主席的形象。
　　鄧淮生平時長期住校，只有週末才回家。在那段不順心的日子裏，他常看到父親一個人坐在沙發上靜靜地沉思，子女們都不敢上前打擾，一是怕打亂他的思路，二是不願意去觸及他的傷心事。鄧淮生所能做的就是陪父親下下棋，幫著散散心。不過有一次，鄧淮生實在憋不住了，大膽發問。
　　那是1962年夏季的一天，已考入哈軍工大學的鄧淮生因病在家休養。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後，開始對大躍進進行反思，在農業問題上要放寬政策。隨後開了廣州會議，中央定了農村60條，有些地方的農民允許有自留地，可以養雞了。1962年初，在有些省份出現了“責任田”。當時，《人民日報》上出現了對於“責任田”的爭論，有人說實行責任田好，能夠提高農民積極性；有人說不好，是單幹。老實講，鄧淮生當時只關注這些爭論的表面，還不能深刻的理解爭論的本質。一天，鄧子恢正巧在家，他知道父親在農業問題上有著精深的研究，也知道父親因農業問題挨了批評，以至於自己很長時間不敢觸及“農業”二字，這一回鄧淮生決定鼓起勇氣向父親發問:報上說的這些責任田、包產到戶都是什麼意思？出乎意料，鄧子恢聽後非常平靜，既沒有傷心也沒有沉默，更沒有抱怨、發牢騷，只是堅定地闡述了自己的主張，“包產到戶不是單幹，是農村經濟管理的一種形式，因為土地所有制沒變啊！好比工人計時做工和計件做工，單位時間內生產多少個零件。農民也一樣，一年內交多少糧食。工人做工可以包工包料，農民種地為何不能也採取這種辦法？”
　　這是鄧淮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向父親請教包產到戶的問題，父親的解釋雖不能讓他完全聽懂，但父親不隨波逐流、不說違心話，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忠貞不渝的高貴品德令其終生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