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
发布时间：2012-11-12 16:34:00 人气： 来源：未知
● 邓世权
一、在抗日的战场上
刘邓大军这一鲜为人知的美称，一般人对其内函不甚了解。原本邓小平是129师的政委，刘伯承是军长。
太行山展雄风：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以7月7日驻守宛平县的中国军队抵抗日军进犯的“芦沟桥事变”为标志，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面临着民族生存、国家独立的正义战争。
“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通电，7月15日，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提出了《国共合作宣言》。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按照双方的协议，1937年8月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 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辖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1937年9月6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陕西省三原县以西的石桥誓师，接着东渡黄河，沿同蒲线北上抗日。一二九师渡过黄河后，即按中共中央指示：开始建立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派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从此，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起并肩战斗，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在长达13年的共同革命斗争中，邓小平和刘伯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月6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辽原县召开了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他们简明扼要总结了一二九师及地方部队过去作战经验的特点。邓小平说：“我们打仗的特点是8个字：秘密、迅速、坚决、干脆。”并对今后对日寇作战规定了一些战术指导原则。
不久，日军配合其津浦作战，以3万余人的兵力，从多路向晋南、晋西发达进攻。国民党的30万大军不战而溃。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邓小平、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朱德的命令，将分散活动的一二九师各主力团适当集中，向正太县东段井陉的敌人进攻。
2月19日，邓小平、刘伯承率部队顺着羊肠小道，翻越山脉，抵达长岭，当即召集三八六旎的干部开会，决定发动长生口战斗，袭击井（陉）平（定）公路上的日军重要据点旧关，以吸引井陉日军出援，于中途歼灭之。20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队向娘娘庙一带迅速前进。21日，，设伏于井陉、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这天夜晚，部队开始行动，当我吸援部队于22日拂晓袭入旧关时，井陉的日军果然中了圈套，派出快速部队200余人，分乘8辆汽车驰援，很快陷入伏击圈，结果日军被击毙130余人，击毁汽车5辆。
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长生口战斗获胜后，立即率一二九师向晋南转移，寻机歼敌。当时，邯（郸）长（治）大道及由长治到临汾的公路，是日本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而黎城则是日军在这条运输线上的兵战要地。在这里，邓小平和刘伯承又一次运用了"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决定发动神头岭战斗，袭击日军占领的重镇黎城吸引潞城之敌来援，以便在神头村附近伏击歼灭日军。
神头岭是一个地形复杂的的长岭。在这里，日军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亦难以左右机动。但是，在选择战场时，有的参谋人员认为山岭太崎岖，不利我军展开兵力。邓小平和刘伯承意见相同认为战争双方在战场选择上的利弊成正比，假如此次战争换上开阔地形，确实利于我军兵力的展开，但日军同样可以展开而在这方面，敌方显然比我方占有更大的优势。邓小平和刘伯承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选择利于隐蔽埋伏，而不利于敌人展开回旋的神头岭为战场。在兵力部署上决定只以一个营的兵力作吸援部队奇袭黎城，而以三八六旅的三个团作主攻部队，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三面设伏。这种战略战术不仅显示出邓小平、刘伯承既胆大心细的指挥艺术，而且也足以见到小平、刘伯承两位将军多谋善断、果敢机智的战术水平。
事态的发展，一切按邓小平和刘伯承的设计进行。由于伏击部队伪装得巧妙，在发起攻击前日军毫无察觉。战斗一打响，日军步兵还没来得及展开，骑兵还没有上马，炮兵还来不及支起炮架，就被八路军的重火力消灭了。整个战斗从3月16日拂晓袭击黎城开始，至当日下午4时结束。结果，从潞城赶来增援的日军1500人除100人逃脱外，全部被歼。大家翘起大拇指称这两次战斗战术是“第一流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而这两次采取的"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精心部暑出来的，是游击战歼灭大批敌人的范例。
邓小平领导山西、河北、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游击战争的普遍开展，特别是和刘伯承一道指挥一二九师在长生口、神头岭等一系列战斗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引起日军极大不安。
1938年4月初，日军纠集了三万多人的兵力，分九路向山西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围攻，妄图将八路军主力全部歼灭在辽县、左权、榆社、武乡地区，以解除对其后方的威胁。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对日军围攻的企图，制定一部分兵力钳制多路敌人，集中主力击破各路敌人的围攻作战总方针。
当各路日军开始出动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奉总部命令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向辽县以南东进至日军围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部队英勇地阻击日军，使日军围攻八路军主力于辽、榆、武地区的狂妄计划完全落空。
但是日军依仗其优势兵力，企图突破八路军的阻击，以摆脱被阻滞的状态。面对这一严重态势，只有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才能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这时，南面日军6000余人，分两路北犯。4月13日，日军窜入辽县、武乡，当即遭到当地抗日游击队的袭扰，加之广大群众实行了“坚壁清野”，日军很快陷入饥饿和恐慌之中。邓小平、刘伯承立即抓住战机，于14日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六八九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15日，主力部队开到武乡县寻机歼敌。恰好当天黄昏，侵入武乡的日军3000余人，从武乡出发，沿浊漳河东窜。战局出现了有利于一二九师的变化。
邓小平与刘伯承决定紧紧地咬住这股东窜之敌，进行急袭。他们命令一二九师三个团，分两路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实施平行追击，并以一个团为后续部队，沿大道跟进。一二九师的两路纵队在邓小平、刘伯承率领下，于16日早晨在浊漳河北岸的长乐村地区追上了日军，随即发起了猛烈攻击，并截断了其后段1500余人，接着又将日军截成数股，分割围歼，所有的火器猛烈开火，子弹、炮弹和手榴弹急风暴雨般飞向敌人，日军顿时人仰马翻，死伤遍地。
邓小平与刘伯承抓住战机，指挥一二九师各团战士冲入敌群，用刺刀与日军展开白刃搏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下午3时，日军支援部队赶到，双方战斗更为激烈。战至下午5时，敌人又派重兵增援。鉴于目的已经达到，为避免无谓牺牲，邓小平、刘伯承果断命令主力部队撤出战斗。
这次长乐村地区的战斗，共歼日军2200余人，是粉碎日军对山西东南九路围攻的决定性的战斗，闻名全国。日军纷纷回窜。接着八路军各部乘胜追击，彻底粉碎了日军九路围攻，将敌全部赶出了山西东南。
1939年1月，日军纠集了三万余人的兵力，分十一路向河北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企图控制平原地带。邓小平与刘伯承针对平原地形便于敌快速部队行动的特点，确定一二九师主力分为几个集团，结合地方部队分区活动，寻机歼敌，并派出小分队与日军保持接触阻滞和消耗敌人，歼敌于少数点线之内。在这种反“扫荡”决策指导下，部队在不到三个月时间进行了大小战斗100余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坚持了平原游击战。
3月，敌我双方的战斗重点转入山区。邓小平和刘伯承为加强山区的对敌斗争，在妥善安排了河北南斗争后，于3月7日率一二九师师部、三八六旅主力及其他部队返回太行山，对付日军的“扫荡”。
7月，日军集中了5万余人的重兵对太行山发动了秋季“扫荡”，企图打通山西、河北河南的交通线，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数块。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及三四四旅进行反“扫荡”，接着又在年底进行了邯郸战役，对邯长公路进行全面破击，使太行山的南部与北部联成一片。日军对太行山区根据地分割的企图终于彻底破灭。
抗日战争结束时，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解放区已控制80多重要城市，拥有2400万人口、军队发展到30万。“刘邓大军”已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二、我军战略进攻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集中25个旅的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开始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扬言3个月到6个月内，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
针对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中共不应等到蒋介石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中共军队在数量上、准备上都超过蒋介石军队之后，再去开展战略进攻，而应抓住这个时机，立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地坚持革命的企图。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野战军，首先要突破国民党的中央防线，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邓小平亲自召开了野战军党委会进行学习和讨论，决定强渡黄河，在山东西南地区大量歼敌，打通南下的通道。
为了强渡黄河，刘伯承和邓小平组织了5万多民兵、民工参战，修造了120余只大木船，训练了水手，对渡河地点的地形、敌情作了周密调查，对渡河进行了周密部署。
1947年6月30日，刘邓率领十万大军在“打过黄河庆“七一”的口号声中，开始了强渡黄河天险的战斗。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刘邓大军十万人已全部集结在岸边，准备和黄河英勇搏斗。
邓小平胸前挂着望远镜，沉着地注视着奔腾咆哮的黄河，他和刘伯承司令员、李达参谋长不时交头接耳，商议渡河大事，眼看黄河——这被蒋介石视为“40万大军”天堑就要被刘邓大军征服了。
黄河南岸的敌人共有6个旅的兵力，奉国民党国防部的严令坚守黄河，敌人原来以为有湍急的河水，加上宽阔的河面作天然屏障，又有空军昼夜轰炸北岸配合防御，同时又在岸上修筑了密密层层的工事，这样万丈波涛的黄河天险万无一失。据说，国民党防军当夜一个团的军官们还聚集在一个碉堡里为他们的团长祝寿。随着刘伯承、邓小平一声令下，黄河北岸万炮齐鸣，霎时，南岸的敌人阵地淹没在一片火海里。刘邓大军战船齐发，乘风破浪，直指黄河南岸勇猛异常，战士们以极快的速度登上南岸，国民党守军早已失去斗志，一触即溃，刘邓大军很快就占领了黄河南岸的一些地方。进一步向南廷进，千里跃进大别山（安徽的西南部），粉碎了国民党轮番进剿，发展壮大既根据地。刘邓大军从黄河北岸推进到长江北岸。
至此刘邓大军实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解放全中国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参考《戎马生涯中的邓小平》
作者 邓世权 二○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于安徽合肥市
一、在抗日的战场上
刘邓大军这一鲜为人知的美称，一般人对其内函不甚了解。原本邓小平是129师的政委，刘伯承是军长。
太行山展雄风：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以7月7日驻守宛平县的中国军队抵抗日军进犯的“芦沟桥事变”为标志，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面临着民族生存、国家独立的正义战争。
“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通电，7月15日，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提出了《国共合作宣言》。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按照双方的协议，1937年8月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 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辖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1937年9月6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陕西省三原县以西的石桥誓师，接着东渡黄河，沿同蒲线北上抗日。一二九师渡过黄河后，即按中共中央指示：开始建立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派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从此，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起并肩战斗，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在长达13年的共同革命斗争中，邓小平和刘伯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月6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辽原县召开了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他们简明扼要总结了一二九师及地方部队过去作战经验的特点。邓小平说：“我们打仗的特点是8个字：秘密、迅速、坚决、干脆。”并对今后对日寇作战规定了一些战术指导原则。
不久，日军配合其津浦作战，以3万余人的兵力，从多路向晋南、晋西发达进攻。国民党的30万大军不战而溃。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邓小平、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朱德的命令，将分散活动的一二九师各主力团适当集中，向正太县东段井陉的敌人进攻。
2月19日，邓小平、刘伯承率部队顺着羊肠小道，翻越山脉，抵达长岭，当即召集三八六旎的干部开会，决定发动长生口战斗，袭击井（陉）平（定）公路上的日军重要据点旧关，以吸引井陉日军出援，于中途歼灭之。20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队向娘娘庙一带迅速前进。21日，，设伏于井陉、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这天夜晚，部队开始行动，当我吸援部队于22日拂晓袭入旧关时，井陉的日军果然中了圈套，派出快速部队200余人，分乘8辆汽车驰援，很快陷入伏击圈，结果日军被击毙130余人，击毁汽车5辆。
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长生口战斗获胜后，立即率一二九师向晋南转移，寻机歼敌。当时，邯（郸）长（治）大道及由长治到临汾的公路，是日本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而黎城则是日军在这条运输线上的兵战要地。在这里，邓小平和刘伯承又一次运用了"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决定发动神头岭战斗，袭击日军占领的重镇黎城吸引潞城之敌来援，以便在神头村附近伏击歼灭日军。
神头岭是一个地形复杂的的长岭。在这里，日军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亦难以左右机动。但是，在选择战场时，有的参谋人员认为山岭太崎岖，不利我军展开兵力。邓小平和刘伯承意见相同认为战争双方在战场选择上的利弊成正比，假如此次战争换上开阔地形，确实利于我军兵力的展开，但日军同样可以展开而在这方面，敌方显然比我方占有更大的优势。邓小平和刘伯承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选择利于隐蔽埋伏，而不利于敌人展开回旋的神头岭为战场。在兵力部署上决定只以一个营的兵力作吸援部队奇袭黎城，而以三八六旅的三个团作主攻部队，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三面设伏。这种战略战术不仅显示出邓小平、刘伯承既胆大心细的指挥艺术，而且也足以见到小平、刘伯承两位将军多谋善断、果敢机智的战术水平。
事态的发展，一切按邓小平和刘伯承的设计进行。由于伏击部队伪装得巧妙，在发起攻击前日军毫无察觉。战斗一打响，日军步兵还没来得及展开，骑兵还没有上马，炮兵还来不及支起炮架，就被八路军的重火力消灭了。整个战斗从3月16日拂晓袭击黎城开始，至当日下午4时结束。结果，从潞城赶来增援的日军1500人除100人逃脱外，全部被歼。大家翘起大拇指称这两次战斗战术是“第一流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而这两次采取的"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精心部暑出来的，是游击战歼灭大批敌人的范例。
邓小平领导山西、河北、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游击战争的普遍开展，特别是和刘伯承一道指挥一二九师在长生口、神头岭等一系列战斗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引起日军极大不安。
1938年4月初，日军纠集了三万多人的兵力，分九路向山西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围攻，妄图将八路军主力全部歼灭在辽县、左权、榆社、武乡地区，以解除对其后方的威胁。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对日军围攻的企图，制定一部分兵力钳制多路敌人，集中主力击破各路敌人的围攻作战总方针。
当各路日军开始出动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奉总部命令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向辽县以南东进至日军围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部队英勇地阻击日军，使日军围攻八路军主力于辽、榆、武地区的狂妄计划完全落空。
但是日军依仗其优势兵力，企图突破八路军的阻击，以摆脱被阻滞的状态。面对这一严重态势，只有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才能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这时，南面日军6000余人，分两路北犯。4月13日，日军窜入辽县、武乡，当即遭到当地抗日游击队的袭扰，加之广大群众实行了“坚壁清野”，日军很快陷入饥饿和恐慌之中。邓小平、刘伯承立即抓住战机，于14日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六八九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15日，主力部队开到武乡县寻机歼敌。恰好当天黄昏，侵入武乡的日军3000余人，从武乡出发，沿浊漳河东窜。战局出现了有利于一二九师的变化。
邓小平与刘伯承决定紧紧地咬住这股东窜之敌，进行急袭。他们命令一二九师三个团，分两路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实施平行追击，并以一个团为后续部队，沿大道跟进。一二九师的两路纵队在邓小平、刘伯承率领下，于16日早晨在浊漳河北岸的长乐村地区追上了日军，随即发起了猛烈攻击，并截断了其后段1500余人，接着又将日军截成数股，分割围歼，所有的火器猛烈开火，子弹、炮弹和手榴弹急风暴雨般飞向敌人，日军顿时人仰马翻，死伤遍地。
邓小平与刘伯承抓住战机，指挥一二九师各团战士冲入敌群，用刺刀与日军展开白刃搏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下午3时，日军支援部队赶到，双方战斗更为激烈。战至下午5时，敌人又派重兵增援。鉴于目的已经达到，为避免无谓牺牲，邓小平、刘伯承果断命令主力部队撤出战斗。
这次长乐村地区的战斗，共歼日军2200余人，是粉碎日军对山西东南九路围攻的决定性的战斗，闻名全国。日军纷纷回窜。接着八路军各部乘胜追击，彻底粉碎了日军九路围攻，将敌全部赶出了山西东南。
1939年1月，日军纠集了三万余人的兵力，分十一路向河北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企图控制平原地带。邓小平与刘伯承针对平原地形便于敌快速部队行动的特点，确定一二九师主力分为几个集团，结合地方部队分区活动，寻机歼敌，并派出小分队与日军保持接触阻滞和消耗敌人，歼敌于少数点线之内。在这种反“扫荡”决策指导下，部队在不到三个月时间进行了大小战斗100余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坚持了平原游击战。
3月，敌我双方的战斗重点转入山区。邓小平和刘伯承为加强山区的对敌斗争，在妥善安排了河北南斗争后，于3月7日率一二九师师部、三八六旅主力及其他部队返回太行山，对付日军的“扫荡”。
7月，日军集中了5万余人的重兵对太行山发动了秋季“扫荡”，企图打通山西、河北河南的交通线，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数块。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及三四四旅进行反“扫荡”，接着又在年底进行了邯郸战役，对邯长公路进行全面破击，使太行山的南部与北部联成一片。日军对太行山区根据地分割的企图终于彻底破灭。
抗日战争结束时，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解放区已控制80多重要城市，拥有2400万人口、军队发展到30万。“刘邓大军”已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二、我军战略进攻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集中25个旅的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开始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扬言3个月到6个月内，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
针对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中共不应等到蒋介石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中共军队在数量上、准备上都超过蒋介石军队之后，再去开展战略进攻，而应抓住这个时机，立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地坚持革命的企图。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野战军，首先要突破国民党的中央防线，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邓小平亲自召开了野战军党委会进行学习和讨论，决定强渡黄河，在山东西南地区大量歼敌，打通南下的通道。
为了强渡黄河，刘伯承和邓小平组织了5万多民兵、民工参战，修造了120余只大木船，训练了水手，对渡河地点的地形、敌情作了周密调查，对渡河进行了周密部署。
1947年6月30日，刘邓率领十万大军在“打过黄河庆“七一”的口号声中，开始了强渡黄河天险的战斗。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刘邓大军十万人已全部集结在岸边，准备和黄河英勇搏斗。
邓小平胸前挂着望远镜，沉着地注视着奔腾咆哮的黄河，他和刘伯承司令员、李达参谋长不时交头接耳，商议渡河大事，眼看黄河——这被蒋介石视为“40万大军”天堑就要被刘邓大军征服了。
黄河南岸的敌人共有6个旅的兵力，奉国民党国防部的严令坚守黄河，敌人原来以为有湍急的河水，加上宽阔的河面作天然屏障，又有空军昼夜轰炸北岸配合防御，同时又在岸上修筑了密密层层的工事，这样万丈波涛的黄河天险万无一失。据说，国民党防军当夜一个团的军官们还聚集在一个碉堡里为他们的团长祝寿。随着刘伯承、邓小平一声令下，黄河北岸万炮齐鸣，霎时，南岸的敌人阵地淹没在一片火海里。刘邓大军战船齐发，乘风破浪，直指黄河南岸勇猛异常，战士们以极快的速度登上南岸，国民党守军早已失去斗志，一触即溃，刘邓大军很快就占领了黄河南岸的一些地方。进一步向南廷进，千里跃进大别山（安徽的西南部），粉碎了国民党轮番进剿，发展壮大既根据地。刘邓大军从黄河北岸推进到长江北岸。
至此刘邓大军实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解放全中国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参考《戎马生涯中的邓小平》
作者 邓世权 二○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于安徽合肥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