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先驱——邓演达 供稿 邓世权
发布时间：2012-06-05 16:30:00 人气： 来源：未知
民主革命先驱——邓演达
邓演达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他一生为国为民，坚毅刚正，爱憎分明，奋战终身，对中国民主革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孙中山先生对邓演达极为赏识和器重，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宋庆龄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他是在国民党丧失了其革命的集团的地位之国民革命的最后阶段上之真正的中山主义者，其死亦是装饰民主革命之最后的一朵美丽之花。”
邓演达，字择生，广东惠阳人，1895年生。少年时，耳濡目染残酷的封建压迫和深重的民族危难；逐渐萌发了学习军事报效国家的愿望。12岁入黄埔陆军小学。1911年，参加姚雨平的革命军。南北议和之后，回到广州，先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后在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1916年，升入保定军官学校深造。1920年孙中山回广东，命邓铿创建粤军第一师。邓演达应邓铿之召任粤军第一师师部参谋兼步兵营营长，后调任工兵营长。从此，他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特别是在邓铿被暗杀后，他是粤军邓铿一师中团结全师忠诚拥护孙中山的中坚人物。
1922年六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脱险到上海。同年冬，孙中山调滇桂军讨陈，邓奉命联络第一师的其他各部，配合滇桂军，重新占领了广州。1923年，邓在第一师整编中升任第三团团长。此时，孙中山已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并命邓负责大本营的警卫工作。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邓演达积极拥护，并率先在第三团进行新的政治训练。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邓演达被推派为七人筹委之一。5月，黄埔军校成立，他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为黄埔军校中革命的团结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但这一切均遭到蒋介石的心腹王柏龄的嫉恨，最后被迫辞职。
1925年春，邓演达赴德国研究政治经济，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久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右派势力抬头，革命形式急转直下，他弃学回国。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后补中央执行委员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此时，国民党右派势力活动猖狂。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并以此作为反共的借口排挤共产党。邓演达挺身而出，痛斥蒋丧失革命立场，但遭蒋排斥，被调离黄埔军校。1926年7月，他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后，他还担任过蒋介石的前线指挥官。他广泛吸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并号召政工人员关心广大农工平民大众。北伐军打到哪里，政工人员就在哪里协助工人组织工会，协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因此军事上的胜利是与群众运动的开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北伐过程中，他不仅做政治工作还直接指挥战斗。几次有名的战役，他都参加过指挥。在攻打武昌时他任攻城总指挥，亲临城下，进行战斗部暑，连续三天三夜不下火线，吃在战壕睡在战壕，与士兵同甘苦，满身都是泥土。攻克武昌后先后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
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代表蒋介石也加紧分裂活动。1926年11月，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与当时的国民党左派中心所在地武汉遥相对抗。1927年1月，蒋介石违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所作迁都武昌的决定，擅自决定迁都南昌。在这场同蒋介石的迁都斗争中，邓演达始终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同蒋介石的关系日益紧张，并和徐谦、吴玉章等五人在武汉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斗争的领导机关。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免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等职务。邓演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非常关心农民运动，在武昌成立了中央农民讲习所，自任所长，聘请毛泽东同志为副所长。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意见一致，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赞成土地革命。在当时的武汉政府中，邓演达忠诚地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积极支持农民运动，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所谓"煽动暴乱"为名，对他下令通缉。面对蒋的叛变，他主张东征讨蒋。然而，当时的武汉政府处在反革命势力的包围之中，此主张无法实现。4月下旬第二次北伐讨奉，占领了郑洲、开封等地。6月中旬，汪精卫公开反对革命。由于革命形势迅速逆转，无法挽回，第一次大革命已经失败，邓演达于6月30日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留下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一信，谴责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径，愤然辞职，离开武汉，化装成查电线杆子的工人，取道西北，转赴苏联。
11月1日，在莫斯科，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莫斯科宣言》），指出国民党的上层领导已完全背叛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付托，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号召在孙中山的精神领导下，去团结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到底，推翻封建特权阶级和一切少数宰割多数的反动势力，推翻少数剥削多数的经济制度。随后，邓演达又到德国、法国以及亚洲一些国家游历考察，研究政治经济，为中国革命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同时与国内同志保持紧密的联系。
《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1927年底国内因白色恐怖而陆续达到上海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士，以及一部分深明是非的知识分子，如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等数十人，共商成立新党。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当时组织工农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做法，但都有振兴中华和继续革命的愿望。在上海他们以"中华革命党"名义开始进行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一直坚持到1930年邓演达回国，始终未成立党的组织。外人不明真相，通称其为"第三党"。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8月，召集各地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该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部会，他被推选为中央干事会总干事。还创办了《革命行动》半月刊，他亲自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和抨击了蒋介石集团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严重威胁着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与此同时，邓演达等也找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进行谈判，希望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在未被理睬之后，他说"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战线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要着意于未来的合作"。1944年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曾指出："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1931年上半年经过邓演达等人的多方努力，中国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组织活动、舆论准备和起兵准备已有一定的规模在社会上也有了相当的影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因此蒋介石专门派人到上海镇压该会，并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情况十分险恶，很多同志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去日本或香港暂避。对此，他坚定地说："要革命就要反帝，焉能违反民意去寄帝国主义篱下？""革命是站在大众面前为大众而牺牲的事。在此反动极盛的局面之下，为农工平民大众而斗争，随时准备着被捕，随时都必须准备着被残杀。"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干部训练班讲课，由于叛徒告密，被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者所缉捕。蒋介石派了许多说客对邓演达进行了千方百计的诱降活动，他都严词驳斥，坚决拒绝。"九一八"事变后，宁粤议和，蒋介石被迫下野。蒋考虑到邓演达在黄埔系军人中，在国民党左派中深孚众望，深感邓是自己的心腹之患，终于派人将他残酷杀害。被害时，他年仅36岁。他对于为国牺牲是有着充分思想准备的，回国前，他曾对宋庆龄说：“我们斗争将是长期、尖锐、而又残酷。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曾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统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
邓演达一直享有"革命的慧星"之誉。生命虽然短暂，但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周恩来同志说：“这人的人格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表彰其英勇忠烈，追认他为烈士，并于1957年11月将其遗骸从遇害处迁葬于中山陵侧，重建陵墓，以资纪念。
摘自《中国通史修订本》
邓演达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他一生为国为民，坚毅刚正，爱憎分明，奋战终身，对中国民主革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孙中山先生对邓演达极为赏识和器重，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宋庆龄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他是在国民党丧失了其革命的集团的地位之国民革命的最后阶段上之真正的中山主义者，其死亦是装饰民主革命之最后的一朵美丽之花。”
邓演达，字择生，广东惠阳人，1895年生。少年时，耳濡目染残酷的封建压迫和深重的民族危难；逐渐萌发了学习军事报效国家的愿望。12岁入黄埔陆军小学。1911年，参加姚雨平的革命军。南北议和之后，回到广州，先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后在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1916年，升入保定军官学校深造。1920年孙中山回广东，命邓铿创建粤军第一师。邓演达应邓铿之召任粤军第一师师部参谋兼步兵营营长，后调任工兵营长。从此，他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特别是在邓铿被暗杀后，他是粤军邓铿一师中团结全师忠诚拥护孙中山的中坚人物。
1922年六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脱险到上海。同年冬，孙中山调滇桂军讨陈，邓奉命联络第一师的其他各部，配合滇桂军，重新占领了广州。1923年，邓在第一师整编中升任第三团团长。此时，孙中山已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并命邓负责大本营的警卫工作。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邓演达积极拥护，并率先在第三团进行新的政治训练。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邓演达被推派为七人筹委之一。5月，黄埔军校成立，他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为黄埔军校中革命的团结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但这一切均遭到蒋介石的心腹王柏龄的嫉恨，最后被迫辞职。
1925年春，邓演达赴德国研究政治经济，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久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右派势力抬头，革命形式急转直下，他弃学回国。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后补中央执行委员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此时，国民党右派势力活动猖狂。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并以此作为反共的借口排挤共产党。邓演达挺身而出，痛斥蒋丧失革命立场，但遭蒋排斥，被调离黄埔军校。1926年7月，他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后，他还担任过蒋介石的前线指挥官。他广泛吸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并号召政工人员关心广大农工平民大众。北伐军打到哪里，政工人员就在哪里协助工人组织工会，协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因此军事上的胜利是与群众运动的开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北伐过程中，他不仅做政治工作还直接指挥战斗。几次有名的战役，他都参加过指挥。在攻打武昌时他任攻城总指挥，亲临城下，进行战斗部暑，连续三天三夜不下火线，吃在战壕睡在战壕，与士兵同甘苦，满身都是泥土。攻克武昌后先后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
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代表蒋介石也加紧分裂活动。1926年11月，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与当时的国民党左派中心所在地武汉遥相对抗。1927年1月，蒋介石违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所作迁都武昌的决定，擅自决定迁都南昌。在这场同蒋介石的迁都斗争中，邓演达始终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同蒋介石的关系日益紧张，并和徐谦、吴玉章等五人在武汉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斗争的领导机关。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免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等职务。邓演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非常关心农民运动，在武昌成立了中央农民讲习所，自任所长，聘请毛泽东同志为副所长。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意见一致，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赞成土地革命。在当时的武汉政府中，邓演达忠诚地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积极支持农民运动，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所谓"煽动暴乱"为名，对他下令通缉。面对蒋的叛变，他主张东征讨蒋。然而，当时的武汉政府处在反革命势力的包围之中，此主张无法实现。4月下旬第二次北伐讨奉，占领了郑洲、开封等地。6月中旬，汪精卫公开反对革命。由于革命形势迅速逆转，无法挽回，第一次大革命已经失败，邓演达于6月30日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留下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一信，谴责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径，愤然辞职，离开武汉，化装成查电线杆子的工人，取道西北，转赴苏联。
11月1日，在莫斯科，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莫斯科宣言》），指出国民党的上层领导已完全背叛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付托，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号召在孙中山的精神领导下，去团结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到底，推翻封建特权阶级和一切少数宰割多数的反动势力，推翻少数剥削多数的经济制度。随后，邓演达又到德国、法国以及亚洲一些国家游历考察，研究政治经济，为中国革命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同时与国内同志保持紧密的联系。
《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1927年底国内因白色恐怖而陆续达到上海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士，以及一部分深明是非的知识分子，如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等数十人，共商成立新党。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当时组织工农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做法，但都有振兴中华和继续革命的愿望。在上海他们以"中华革命党"名义开始进行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一直坚持到1930年邓演达回国，始终未成立党的组织。外人不明真相，通称其为"第三党"。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8月，召集各地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该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部会，他被推选为中央干事会总干事。还创办了《革命行动》半月刊，他亲自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和抨击了蒋介石集团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严重威胁着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与此同时，邓演达等也找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进行谈判，希望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在未被理睬之后，他说"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战线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要着意于未来的合作"。1944年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曾指出："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1931年上半年经过邓演达等人的多方努力，中国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组织活动、舆论准备和起兵准备已有一定的规模在社会上也有了相当的影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因此蒋介石专门派人到上海镇压该会，并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情况十分险恶，很多同志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去日本或香港暂避。对此，他坚定地说："要革命就要反帝，焉能违反民意去寄帝国主义篱下？""革命是站在大众面前为大众而牺牲的事。在此反动极盛的局面之下，为农工平民大众而斗争，随时准备着被捕，随时都必须准备着被残杀。"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干部训练班讲课，由于叛徒告密，被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者所缉捕。蒋介石派了许多说客对邓演达进行了千方百计的诱降活动，他都严词驳斥，坚决拒绝。"九一八"事变后，宁粤议和，蒋介石被迫下野。蒋考虑到邓演达在黄埔系军人中，在国民党左派中深孚众望，深感邓是自己的心腹之患，终于派人将他残酷杀害。被害时，他年仅36岁。他对于为国牺牲是有着充分思想准备的，回国前，他曾对宋庆龄说：“我们斗争将是长期、尖锐、而又残酷。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曾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统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
邓演达一直享有"革命的慧星"之誉。生命虽然短暂，但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周恩来同志说：“这人的人格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表彰其英勇忠烈，追认他为烈士，并于1957年11月将其遗骸从遇害处迁葬于中山陵侧，重建陵墓，以资纪念。
摘自《中国通史修订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