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安《邓氏分谱》
发布时间：2010-05-28 13:45:00 人气： 来源：
广安《邓氏分谱》
内容: 一、《邓氏分谱》版本概述
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问世之后，由广安市组织编写的一本专门介绍邓小平故居的小册子——《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故居》出版了。该书明白无误地提到：广安协兴镇牌坊村邓氏家族的家谱，叫做《邓氏分谱》。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引导她追寻族宗踪迹的家谱，名为《邓氏家谱》。由于她没有介绍这个《邓氏家谱》的版本情况，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在现有的《邓氏分谱》之外，另有一种《邓氏家谱》存在。事实上，二者应是一回事，只不过毛毛把《邓氏分谱》的谱名书作《邓氏家谱》了。
根据笔者个人所及，目前《邓氏分谱》的版本情况大致如下：
(1)由邓绍明所撰的稿本，用毛笔竖书写在16行红框、红线的帐本上，页首已有相当部分残损。部分页章上有眉批，如在七世祖生平的上方空白处，便墨批有一段赞语，文末书有“孙绍明题”的字样。南充市档案局收藏有此稿本(残)的复印件。
(2)刻印本《邓氏分谱》。目前见到两种版本：
一种封面印有“邓氏分谱”四个古宋大字，封面外有一保护性包皮，上书“广生”二字，应为收藏者的署名。该谱以绍智为九世祖、先镜为十世祖，表明这个刻本的持有者，与稿本持有者邓先远，在世系支派上略有不同。
另一种封面题有“存醇创编，绍明续编”字样，以及监制、书写、镌刻人的姓名。该谱封面上还印有出版发行时间：“公元一九四九年”。内文截至五世，以仁溶为五世祖，表明该谱持有者，也与稿本持有者邓先远，在世系支派上有所不同。
以上刻本是在稿本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出版时间均为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这两种刻本与稿本最大的区别是：在谱首新增加了《规定条例》十条；将原来稿本作为附录处理的12篇诰封、祭文，移到相关人物传的后面；删去了稿本两篇寿文和寿联。
(3)手抄本《邓氏分谱》。以21行通行纸，用水墨钢笔抄成，共22页，每行最多25字，全谱共约9000余字。谱文分行、分段．除在个别字句外，一般未加标点。所抄字迹工整，笔画清晰，除个别使用简化字外，通篇使用繁体字。比较上述稿本、刻本，该本最大的不同是：新增加了两件诰封的录文；该谱以仁敖为五世祖，存厚为六世祖，心亮为七世祖，克贞为八世祖，绍瑚为九世祖，先信为十世祖。表明该抄本的持有者，在世系支派上又与稿本、抄本的持有者略有不同。
以上刻本、稿本、抄本的内容，共由谱序、谱启、凡例、世系，以及封诰、赞语和寿文等部分所组成。
经笔者核对，凡见诸于《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的主要内容，在以上这些刻本、稿本、手抄本《邓氏分谱》中，都能找到原始依据。当然，限于篇幅和体例，还有许多反映邓氏家
族的丰富内容，毛毛没有提到。因此，可以断定，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所提到的《邓氏家谱》，实际上就是现存于广安邓氏家族中的《邓氏分谱》。
二、《邓氏分谱》编修经过
毛毛在书中说：“这个家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编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撰的。”如果她看到分谱上的两个谱序，是会重新作出更正的。因为，根据这两个谱序可以知道，广安邓氏家族修谱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1)明代修有《邓氏族谱》，该《族谱》曾流传于全族，“人皆有之”，后毁于明末战乱；(2)清光绪八年(1882年)，邓存醇草创《邓氏分谱》，未及流传，仅藏其家；(3)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邓绍明主持重新编修《邓氏分谱》，现存有他亲笔撰写的底稿本及刻印本。
为了了解广安邓氏家族编修《分谱》的缘由、经过，以及编修者的观点、主张，必须引述这两篇谱序的原文。先看《邓氏分谱序》。文字虽然较长，但较为重要，兹照引刻本录文，并作分段、标点如下：
甚矣，兴废之难言也!盖宇宙有大关会，惟运气为主。故天气有旋转，而地运从之；地运有推移，而天气应之。而人之生于其间者，辄受使于无方之颠倒，而莫能自知。故得其运气之厚者发之，不过百年；其薄者不过五六十年；再薄者三四十年，一二十年而已。一败之后，田土散失，衣食不继，而绝灭随之。即间有世泽孔长者，一姓之中不过一二家，一家之中不过一二人。此自古王侯将相、仁圣贤人、忠臣孝子之族，皆不能逃此数也。余昔年避乱，见有富贵之裔，臂负族谱十余册，余随举一册，问其后人，则曰：“已故绝矣”。又举一册问之，乃附耳密言曰：“皆故绝矣。”嗟乎!当其兴也，支分派别，大书特书，炫耀耳目。及其废也，虚名空悬，所志者特绝祀孤魂耳，亦何益乎!
又世之修谱者，辄举古来之王侯将相、仁圣贤人、忠臣孝子顶为世系，彼其意，始欲夸大其门户耳。讵知封建之世，但灭其国，一时大家势族俱有田庐、坟墓，其家乘或易。考核后世，剖分省、府、州、县，当更姓改步之年，寇贼满天下，杀戮遍寰区，逃命者流离转徙。在有识者，或可记其一朝之世系；在无识者，不过记其祖与父之名耳!一朝之世系且不能知，又焉能记千百年来之祖籍乎!故凡以王侯将相、仁圣贤人、忠臣孝子夸作祖贯者，皆伪也，亦自诬也。
不特此也，世之修谱者，或虑家无声势，或嫌人丁稀少，于是举凡同姓者，概联为一宗。卒之芝麻、绿豆，种类各别，不相属也。又况冠以古来名人之世系，杂以同姓之纷纭，则纸札必多，册页愈繁。幸而承平，犹足荣焉；万一世变，资斧且不能戴(带)，况能戴(带)此繁多之族谱，仆仆道路乎!
余深有鉴于此，故我始姓于周之邓国，盛于汉之高密，一朝三驸马，一门二十九侯，唐宋元明，代有伟人，不敢妄引为祖贯也。各省州县俱有家门，俱有富贵显宦，不敢谬引为同宗也。即亲属之支分派别者，亦不房房缕举，恐其有兴有废，书之无益，则以余深知，天地运气行道也。故朝数则以有明为断，世系则以士廉祖为的。盖绳其祖当避难时，年已七周，其祖与父固所知也。至其所书之谱，则各执一本，各书其分派，各叙其来历，世世加添，有一人即有分谱一本。居常则可互相对证，居变则可便于携持，即过都越国不难也。后世子孙果能知此绵延，虽传之数千百年，而祖宗之血脉，断无有远而难征者，岂不懿欤?是为叙。
这篇谱序作于光绪八年岁次壬午孟春月(即农历正月)，作者是邓存醇，为广安邓氏清代六世祖。根据《世系》载，邓存醇为五世祖邓〖HT
从谱序可知，邓存醇是反对编修册页繁多的族谱、宗谱一类家谱，这主要是从世事兴废无常而发的。他认为，“万一世变”，人们连盘缠、用具都不能随身携带，又怎能将册页繁多的族谱带上路呢?因此，那种“房房缕举”的合族宗谱，并不实用。在明末巨变中，邓氏先祖邓日方携二子从四川逃往广东避难，不幸遭遇海贼劫掠，除二子外，举家遇难，随身携带的行李、谱牒尽失，家族历史上这段惨痛的教训，令邓存醇刻骨铭心，莫齿难忘。关于这一不幸遭遇，毛毛依据《分谱》作了这样的叙述：“邓日方于明末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同赴粤东其父任上。这一家人行至广东高耀县(家谱上如此记载——作者注)三叉河的时候，遇到海贼劫夺，举家溺水而死。所幸的是，在海贼之中居然有人发了善心，将邓日方的两个儿子不杀，抛置岸上。”
在邓存醇生活的年代，社会变乱频繁，在川东一带曾经多次发生变乱。计有：嘉庆元年（1796年)，遍及川东、川北一带的川、楚白莲教起义。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渠县张定川、方人书“谋乱广安’。咸丰十年(1860年)的李永和、兰大顺起义军，纵横川北。邓存醇亲眼目睹了一些富贵家族，就是在一次次变乱中遭遇陵夷之灾的。
邓氏家族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急剧下降。清代广安望溪乡姚平邓氏家族，曾经是一个望族，尤其以乾隆朝最为鼎盛。族人科甲连绵，有兄弟同榜而中举子者，有连登副贡者，更有高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屡官至大理寺卿者，以至其家族在当地“有轮岁贡”的声誉。然而到了清末，却“今不著”。事实上，邓氏家族早在嘉庆朝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从象征
社会地位的功名讲，邓存醇已是该家族中最后一个贡生，其后再也没有人超过他所取得的功名了。从经济地位讲，早在嘉庆朝去世的第四世祖邓以俭之时，家族便处于衰败不振的境
况，正如其死后的赞语所说：“呜呼伤哉，各处先茔。旺气一退，煞气尽临。房房倾败，户户凋零。田园丧尽，宅舍不存。”毛毛在书中还援引口碑资料说：“好像是盛极必衰，风光一时的邓家至此以后竟然逐渐地衰败了下来，书香墨迹不但渐渐无入继承，就连耕田地亩也逐渐失去。据亲戚们讲，到了最后，就连那个最为神圣的翰林的家——翰林院，也穷得卖给他姓了。可见家道中落如此。”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促使他对编修各类家谱的利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宇宙人生的兴废，都是天命决定的，运气的厚薄在一百年至二三十年间。因此，那种当其兴盛，支分派别时，就大肆炫耀；当其衰废时，就虚名空悬的修谱作法，又有何益呢?他还针对“世之修谱者”，为了夸大自己的门户，动辄拉历史上的名人附会世系的作法，进行批驳说，历史上那些大家氏族，原来的家谱都是很简单的，当其遭遇社会巨变时，连一朝的世系都不知道，又焉能记千百年来之祖籍乎!因此，凡以历史上的伟人、名人夸作祖贯者，都是虚伪不足信的。接着，邓存醇历数了有的修谱的人，贪图纸札多、册页繁，结果把同姓的人，联为一宗，芝麻、绿豆各不相属的东西统统归在一起的危害。指出：这样做，天下承平时尚可显示其荣，一遇发生变故，就只有颠扑于道路。
有鉴于此，他坚持在自己的修谱实践中，对家门中的富贵显宦，“不敢谬引为同宗”；亲属之支派，“不房房缕举”。所书之家谱，“各执一本”。由于这样的家谱“各记其分派，各叙其来历，有一人即有《分谱》一本”，其特征显然应属于房谱一类的。这样的《分谱》虽然记载的面较窄，但它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平常大家可以互相对证，以保宗族血脉联系不断；万一发生变乱，则可便于携带，即使“过都越国不难也”，而不至于惨遭历史上那种谱牒尽失的不幸。
自邓存醇首创《邓氏分谱》以后，68年间(1882—1949年)，邓氏家族没有再续家谱。直到1949年，当邓氏家族发起再修族谱时，这才有人出来理清这个源流。于是，这就有了邓绍明以下一篇谱序——《新修分谱启》问世：
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国史固不可无，家谱亦不可不有。吾族自明以前，弗可考矣。明初鹤轩公入蜀，居广安二百年中，人才辈出，而吾族谱，人皆有之。爰逮明末，天下大乱，四川为最。持谱而散四方者，不可胜数。时，吾祖日方 携眷属之粤东廉祖任上，以避之河(祸)。过三叉河，海贼劫抢，举家溺水。其子嗣祖、绍祖弟兄独存，所带之行李、谱牒，随之损失矣。
及至清初，嗣、绍弟兄奉谕回籍，人数少，无谱可，迄今人数多，而谱无，可乎?吾祖甚惧之。幸前清光绪间贡生存醇幺祖，出草创分谱存其家，而族人无有焉。吾见而欣之，录而藏之者。又数十年矣，久欲修之，以颁吾族，而未得其便。今族众心热，共同组织，新修分谱，雇工刻印，分给各房。人人有谱，世世加添。譬之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远流传也，岂不善欤?是为叙。
这篇谱序作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孟春(正月)。作者署名为“布衣邓绍明”。据稿本《邓氏分谱序》，有邓绍明的亲笔批注“曾侄孙绍明续记此”字样，表明他与存醇幺叔祖的关系。又据稿本及刻本，八世祖邓克丰，字裕元，有六子，其第三子即为绍明，自注为“业儒”，表明作者的身份为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教师。另据稿本载，九世祖邓绍明，生于光绪八年，卒于1960年，享年79岁。
他以68岁的儒师身份，主持这次续修分谱，无论在威望和知识上，具备了掌握家族发展的历史、摸清修谱的沿革的能力。当家族人口增多，需要修谱，而整个家族无人有谱之时，他于是慨然出来承担这一重任。他的具体作法是，先从“幺祖”邓存醇的后人家中，发现了这份宝贵的《邓氏分谱》的草稿。然后，根据这个草稿，重新编修为《分谱》(稿本)。最后，再对这个稿本进行加工，作了一些调整和技术处理，最终续编出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邓氏分谱》刻印本。
由此可见，广安邓氏家族在经过明末变乱之后，一直到了1949年，全族只编印了一种家谱——《邓氏分谱》。为什么只修房谱性质的《邓氏分谱》，而不是其他，这与创修人六世祖
邓存醇生活的时代与他对修谱的认识有很大关系。
三、《邓氏分谱》与邓小平家人
民国刻本《邓氏分谱》开篇所载的“规定条例”十条，其第一、二条就明确规定：“此谱有一丁即应有一部”，“此谱有一代即接添一代”。由此看来，凡是邓氏家族的成员，不仅都应领得一部分谱，而且还该在谱上有名。
那么，出生在广安家乡，并在这里渡过少年时代的邓小平及其家人，是否在这本《分谱》上留下痕迹呢?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提到，“我们家的人都不知道邓家还有家谱”。她对此还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们家，不是邓氏嫡传，乃系旁支，所以我们家的人都不知道邓家还有家谱。在封建社会里，正统的观念是绝对的。一个家族中，只有嫡传子孙，才能堂堂正正地记入家谱上面。也就是长子、长孙、长重孙、长重重孙的家庭，才可以记载在簿。我们邓氏的家谱，就保存在邓家老祖宗的这家嫡孙的手中。”
经过仔细查阅各种版本的《邓氏分谱》，确实没有关于邓小平及其家人这一房世系的记录。现存各种版本的持有人，与邓小平家人这一房人，只是同一远祖的血缘关系。这表明，邓小平这一房人的确没有按规定续谱和持有族谱。
但是，在《邓氏分谱》上，有关这一房人的文字记载，并非无迹可循。
首先，在邓绍明手书的《邓氏分谱》稿本上，有一篇《裕元祖八十生辰寿文》，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仲春月(二月)，为纪念邓绍明的父亲邓克丰(字裕元)80岁大寿而作的。文章的作者署名有三人：一是“愚甥蒋广忠顿首拜撰”，另二人是“堂侄绍昌、绍瑚顿首恭祝”。这里的邓绍昌，就是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他在邓克丰面前自称堂侄，表明他与稿本的作者邓
绍明是堂兄弟的关系。正是由于寿翁邓克丰是作者的父亲，所以他才在稿本中收藏了这篇家族文献。也正是因为保存了这篇寿文，我们才知道邓绍昌、邓绍瑚同为邓克丰的堂侄，也就是说他们也是堂兄弟的关系。
现在，同为堂兄弟的邓绍明，为《邓氏分谱》的续编者，其后人邓先远为稿本的持有者；同为堂兄弟的邓绍瑚，如本文第一节所述，为《邓氏分谱》手抄本持有者的第九世祖。表明两位堂兄弟都与分谱有密切关系，其后人都是现存《邓氏分谱》的持有者。据此推断，同为堂兄弟的邓绍昌这一房人。自然不会被排斥在分谱之外。如果编修分谱时邓绍昌还在世的话，他理所当然地应与他的两位堂兄弟一样，谱上有名，后人持谱。
只是后来邓绍昌这一房的家庭境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正如毛毛在书中所记述的：她的爷爷邓绍昌这一辈，仅是“三代单传”。邓绍昌生于1886年，卒于1936年。他一共有四个儿子。, 长子邓小平十多岁就离家，一去不回。二子邓垦又出去念书，也参加革命，有家无归。第三个儿子也闹着要出去闯天下。爷爷一气之下追他而去，竟然死在了外面。
由此可见，邓绍昌在为叔父邓克丰做完80大寿文以后6年，就离开人世了。而他的几个儿子也在此前离家外出。以至到1949年编修分谱时，这一房人基本上没有男丁在家，所以无
缘主持将这一房人的世代添加进去。
虽然邓绍明在编修分谱时，没有把这房人的世代添加进去，但在现存分谱上，仍可发现有记录该房后人，尤其是有关邓小平的文字。如在《邓氏分谱》稿本第16页，记载八世祖邓克丰的生平时，就提到“其侄小平先圣”。原文如下：
八世祖讳克丰，字裕元，妣李氏。所生六子：长绍绾、次绍清、次绍明(业儒)、次绍智、次绍安、次绍圣(民国九年与其侄小平先圣留法，至十五年旋入俄，今尚未归)。
稿本上的这段文字，写作时间不详，当时尚不知道1926年入俄以后邓小平与其堂叔邓绍圣是否回国的情况。可是，到了1949年分谱付印时，这段文字在刻印本上却变成了：
八世祖讳克丰，字裕元，妣李氏。所生六子：长绍绾，次绍清、次绍明(业儒)、次绍智、次绍安、次绍圣（民国九年与其侄小平先圣留法，至十五年旋入俄，后返国）。
这表明到分谱正式出版时，广安邓氏家族已知道邓小平与其堂叔邓绍圣早已回国的情况，所以又对原来的记述作了更正。
关于邓绍圣留法的事，在邓绍明的稿本中，还有所反映。这就是在稿本所收集的另一篇寿文，即在为邓克丰作80大寿时，由清末举人聂开基撰写的《裕元祖八十生辰寿文》。该文提到：“……以故绍明弟兄，非农而商。惟其六弟绍圣，聪颖能读。翁令其游学法国。虽年费千金不吝也。”这段文字，从族谱资料上印证了邓小平与其堂叔邓绍圣赴法留学的事实，第一次透露出“年费千金”的史料线索。由于邓绍明与邓绍昌为堂兄弟，他的六弟邓绍圣与邓小平一道留学法国，所以，即使邓绍昌不在人世了，该房后人没有把世代续填在谱上，但他还是利用主持续修分谱之便，在记述自己六弟的情况时，顺便将同道留学的堂侄邓小平记述出来。
附带说明，毛毛在书中多处提到邓小平的这位同道赴法留学的“远房叔叔”邓绍圣，还说邓小平在法国只照了四张照片，其中有一张，即为邓小平和他的叔叔邓绍圣一起合照的。而在1949年出版的《邓氏分谱》上，他们的名字早就—起出现了。
末了，若问邓小平家人为何不知有家谱?从上面追溯的《分谱》编修过程表明，由于邓小平早年投身革命，家中无人参与修谱，自然不会知道有家谱这件事。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由于从小离开家乡，投身革命，不知道自己家族有家谱，这是常有的事。如杨尚昆自幼离家参加革命，只是到1987年第一次返回故乡潼南县，由于县里正在修新县志，他才知道杨氏家族的源流，是来自于江西移民的后裔。后来，由于撰写回忆录的需要，通过查找《潼南杨氏族谱》，这才弄清自己准确的出生日子(《杨尚昆回忆录》)。由此推知，既然编修《分谱》发生在邓小平离家以后，而后来邓小平又一直没有回过故乡，因此，他当然不知道邓氏家族修有《邓氏分谱》，更不知道《分谱》上还间接记有他父亲和他本人的名字。
另外，还有一个客观社会环境的因素也需要考虑进去。这就是：由于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投身革命，本身就是对自己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背叛，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战争和解放后的阶级斗争环境下，家族被视为封建社会的产物，因此，他们在自己家里，忌讳提起家谱，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出自撰写《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追踪家族的需要，相信广安邓氏家族有《分谱》这件事仍不为世人所知。因此，毛毛在书中说“我们家的人都不知
道邓家还有家谱”，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