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的起源及其历史演变
发布时间：2013-07-02 14:32:00 人气： 来源：未知
家谱的起源及其历史演变
● 邓必哲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谱牒，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它的文体是纪实性的，文字是朴实无华的，是许多有名或无名氏作者根据历代相传或耳闻目睹写下的有关家族历史的真实纪录，这种记载形式由来已久。
家谱产生于上古时期，其最初的作用在于祭祖先、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
中国的家谱最早是从记载我国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系及事迹而逐渐演变而来的。当时（包括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百姓无文化，因而也就无能力去记载自己的家族历史。
从历史文献来看，早在夏、商、周三代，就有记录他们各自王室的家谱。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建立以后，从此“大人（指夏王及大小奴隶主贵族）世及（父死子继为世，兄终弟继为及）以及礼（制度）”，即王位世袭制已确立。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夏代由禹至桀，共传14世、17王，其中两次为兄终弟及，一次为弟之子死后复传位于兄之子，余皆为父子相继，如此清晰的世系，足以证明夏代就有记载世系谱牒的存在。
另又据史书记载，《世本》一书就记载了黄帝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系谥名号，是史学界公认的最早的家谱典籍。该书有《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及《姓氏篇》等十五篇。《帝王谱》记录了黄帝以下至尧、舜、夏、商、周帝王的世系，《诸侯谱》记录了齐、鲁、秦、晋、楚、宋、卫、陈、郑等三十三国国君的谱系。邓国作为春秋时期一个比较有名的国家，其国君的世系也理应在其中，《卿大夫谱》记录了当时各国卿大夫的四十五家世系，《姓氏篇》则记录了一百四十九个姓氏的世系，可惜此书后来佚失，其部分内容在其他文献中保存了下来。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应参考并仔细研究过这些资料，他自称：“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靠，盖取之谱牒旧闻”。可见，《史记》前面一部分的资料来源于谱牒及传说。其中·，所述的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内容大都与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相印证。由于上古时期的家谱资料难以流传到今天，所以，《史记》中有关家谱记载的点滴内容，就成了我们今天了解上古时期家谱的宝贵资料，同时，也开创了正史吸收家谱为其内容的先河，后世的许多正史均大量引用家谱作为其内容的一部分。
从科学考古来看，在出土的编号为209、1506、4856的三件甲骨片中，保留了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编号为1506的为一大片牛肩胛骨，内容记录了儿氏家族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共11代的世系，专家确认他有三千二百年的历史。在现存的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中也有几件属于专门记载商、周人家族世系的家谱，如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三件同时出土于河北易县的青铜戈中，就有诸如“六祖戈”、“六父戈”、“六兄戈”的记录商人世系的家谱片断。
另外，1976年在陕西扶风县庄白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中，有件记载一家族七代世系的家谱，即：一世高祖，二世烈祖，三世乙祖，四世亚祖祖辛（析），五世乙公（丰），六世丁公（墙），七世（疒头里一个繁体的兴字）。2003年在陕西眉县杨家出土了一件铭长达373字，共21行的青铜器，从中可以看出该器器主的谱系不但清楚，而且记载了与之祖先相当的西周各代的王世。其始祖为单公，到器主已有八代，其中，单公为文王、武王时，公叔为成王时，新室仲为康王时，惠仲盠父为昭王、穆王时，零伯为共王、懿王时，懿仲为孝王、夷王时，龚（恭）叔为厉王时，器主自己则为宣王时人。此铭文证实了《史记》中有关周王世系的正确性，由此我们还发现，到西周时，家谱的记载形式不仅停留在了甲骨片中，并且有了一种更高级的、更易保存的，即在青铜器中记载的习惯。陕西眉县出土的该青铜器铭文不仅记载了祖先的名字，更重要的是还记载了各代祖先的简要事迹，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家谱的内容也在逐渐丰富。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在考古中发现至西周时，家谱有记载祖先生卒年的情况。
由此可见，家谱起源的时间确实很早，比正史早的多。
先秦时代的家谱样式，比较简单，如上面所述杨家村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格式上能做到每人一行就已经很不错了。到了汉代其形式与内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般先叙家族起源，再叙世系和官位以及生卒年月、字号、娶葬等内容。这时最典型的莫过于《邓氏官谱》的出现，据说该谱专门记载了东汉开国元勋邓氏一世之祖邓禹及其家族历代宠贵的历史，是史学界公认的邓氏最早的家谱，这说明邓氏编修家谱的历史源远流长。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产生和门阀制度的盛行，修谱之风日盛，正如郑樵所云：“自隋唐而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家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当时的家世、门第成为选拔、评定官员的唯一标准，婚姻也必须门当户对，所以世家大族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十分重视家谱的纂修，政府还专门设置“谱局”编修，设立“谱库”收藏，以备查考。家谱也由原先的“尊世系，辨昭穆”等作用转移到了其强化在“政治、婚姻”上的功能。鉴于此，当时谱学学者及著作的大量涌现便很自然了，如晋代挚虞编著的《族姓昭穆记》、贾弼的《姓氏簿状》、贾渊的《姓氏要状》、贾执的《百家谱》等等。
唐代实行了科举制，虽然打破了士族对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但通过科举与军功而产生的新的士族阶层，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仍然重视修谱，且同样为官府所垄断，如官修的《氏族志》和《姓氏录》等。平民百姓只有等到家族中有人出名之后（通过科举和军功），才开始修谱。这时，一些著名的人物均为本家族纂修了家谱。如邓禹第二十四代孙，邓遄系下邓裕（676---749），也为本家族修了谱。据旧谱记载：“公（邓裕）登开元初进士，累官员外郎，天宝中致仕归，开泰浦别业，修谱牒，置祀田，创鹿兴庵院，此泰谱肇基祖也。”这是迄今为止，南昌地区所能看到的有关撰修邓氏家谱的最早记录。到了唐代，谱学学者和著作更多，如刘知几的《刘氏家史》和《谱考》、路敬淳的《著姓略记》和《衣冠谱》、张至的《姓氏杂录》、萧颖士的《梁萧史谱》、柳冲的《大唐姓族系录》、柳芳的《永泰新谱》、林宝的《元和姓纂》、韦述的《开元谱》、张九龄的《韵谱》等等。
五代时，邓禹第二十六代孙，邓遐系下邓继先，名景福，邓继宗，名介福，邓继芳，名延福三兄弟也纂修了自己的家谱。据旧谱记载，邓延福自序云：“……二十五世严君玉成公……”所生兄弟三人景福、介福、延福，惟予延福不守祖训，滥赴科场，叨登（周）广顺辛亥（951）科一甲进士，除授太常，奉礼部尚书，封太子太保。知任四年，见国法不古，于是托疾致仕，同兄计议，人众族繁，恐难全庇，续纂汉晋六朝宗谱，百有余帙，谕各支兄弟子侄皆领一帙。散财济贫，舍宅为玉虚观，遐尔迁徙，以避时变。星散自有余晖，嗣后子孙会遇，以谱作证，知亲知爱，不至视若途人，永尊祖训，勿忘厥初。德宜培，禄不可滥；书要读，名不必求。广修天爵，自得绵远之余庆耳。”
关于南昌地区邓氏渊源除了上述两次谱中所载之外，还有宋代太史罗颖（字柏轩）的序，邓继先曾孙南唐保大状元邓及（943-1005）的世述以及邓禹第三十九代孙，进士邓舜臣有关邓遄的庙敕，即《五将军庙碑记》等文。
宋初，由于连年战乱，没有哪个士家大族能保证世世显赫、代代兴旺，此时的大官僚上溯几代可能是百姓一个，不值的炫耀。于是过去重门第的观念也在逐渐淡化，人们必须面对现实，家谱经过战争的洗礼也荡然无存，因而家谱在政治上的作用已消失，朝廷也不再过问修谱一事。于是民间遂开始大肆修私谱，平民百姓的谱大都是从这时开始修的。家谱的作用为此也转到了“尊祖、敬宗、睦族”方面。郑樵在《通治·氏族略》中指出：“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门阀，故其书散佚，而其子不传”，鉴于此，谱牒著作也因此由盛而衰，比较著名的是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钱明逸的《熙宁姓纂》、徐筠的《姓氏源流考》等。在世系书写上，此时以苏轼、欧阳修为样板，运用了“小宗之法”即世系只上溯到始迁祖或五世祖。
进入明清时期，家谱的编修（准确的说是私修）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尽管每次改朝换代，对家谱及其他许多古籍来说，都是一种浩劫，但尊祖敬宗的观念已在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虽然乱世废谱，但盛世又会很快修谱，明清时期的家谱大都是在废墟上重修的，而且一修再修。例如邓遄系下从唐玄宗天宝五年丙戌（746）始修，至1994年共修了十五次。邓遐系下昌期支从宋宁宗庆元元年乙卯（1195）始修，至1989年共修十六次，这还不包括邓延福于唐末所续修的总谱。与宋代不同的是，清代的家谱大都采用“大宗之法”即世系上溯几十代，甚至上百代，供奉的必以帝王或名人为祖先，在1770年修建江西省邓氏宗祠时，顺便修了一本《祠谱》，其中第一位主位是“周封邓侯吾离公”。又据高安乌峰谱记载，邓海第二十九代孙邓金百在1790年的谱序中云：“吾邓之得姓也，始自殷高宗封叔曼季于河北邓侯。。。。。。”越往后，追溯的越远。可是，在这以前的历次修谱中均未提到曼季，最多只追溯到了邓禹。修水县崇乡靖林支省祠续三修时（清末），奉上的是其第八十九至一百零五世的祖先牌位，如果家谱是准确的话，这支邓氏的世系始祖已超越了邓禹。出现大宗之法的原因，也许是时隔越远，人们追本溯源的观念越重所致吧。
这时联谱也渐盛行，邓林春在《十三修跋》中提到：“幸郡城中南公有志合遄、遐二公共修”，而遄、遐二支当时至少已分开了1500年，在当时落后的条件下，于康熙六年丁未（1667）联谱成功。现在由于许多地区旧谱未存，这给新修家谱，特别是联谱造成了困难，所以修谱时，不能妄自编修或滥抄别人毫无根据的资料，那种“捡在篮子里都是菜”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战争，尤其是中期的“破四旧”运动，使得家谱又一次遭受到了浩劫，而且这次浩劫所涉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现在偶有某人保存了一点旧谱，其经过简直可以编成一个故事，甚至传奇故事，尽管谱已经鼠咬虫蛀，残缺不全，同样弥足珍贵。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待事物的认识逐渐冷静、客观、公正、全面，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一切历史文化遗产，家谱也不例外，即使偶有与现实相悖之处，也是瑕不掩瑜，随着全球寻根热潮的兴起，中国的寻根热潮也一浪高过一浪，并持续了三十多年，仍方兴未艾。
电视连续剧《百家姓》中有句话：“寻根问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这种传统高山挡不住，大海隔不断”事实确实如此。另外，美国有家中文杂志，其刊头寄语格外引人注目：“中国是条奔腾数千年的大河，散布在世界各洲的中国人，无论流到何方，总不忘寻源头”这是对全球华人寻根意识的高度概括。这种生生不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同化力和认同感。然而，寻根要以家谱作为依据，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们会千方百计地寻旧谱以接续，编新谱以传承，这已成了中国人的传统，而且离家乡越远的人，此观念越重。我们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这未免过于抽象，而一家一姓的家谱的存在就具体可感了。如今华人遍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超过6000万，每年都有大批华人回到祖国来祭拜祖先，这无不以延续了几千年的家谱有关，因而，家谱维系的不仅仅是一个家族，更是一个民族。
● 邓必哲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谱牒，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它的文体是纪实性的，文字是朴实无华的，是许多有名或无名氏作者根据历代相传或耳闻目睹写下的有关家族历史的真实纪录，这种记载形式由来已久。
家谱产生于上古时期，其最初的作用在于祭祖先、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
中国的家谱最早是从记载我国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系及事迹而逐渐演变而来的。当时（包括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百姓无文化，因而也就无能力去记载自己的家族历史。
从历史文献来看，早在夏、商、周三代，就有记录他们各自王室的家谱。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建立以后，从此“大人（指夏王及大小奴隶主贵族）世及（父死子继为世，兄终弟继为及）以及礼（制度）”，即王位世袭制已确立。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夏代由禹至桀，共传14世、17王，其中两次为兄终弟及，一次为弟之子死后复传位于兄之子，余皆为父子相继，如此清晰的世系，足以证明夏代就有记载世系谱牒的存在。
另又据史书记载，《世本》一书就记载了黄帝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系谥名号，是史学界公认的最早的家谱典籍。该书有《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及《姓氏篇》等十五篇。《帝王谱》记录了黄帝以下至尧、舜、夏、商、周帝王的世系，《诸侯谱》记录了齐、鲁、秦、晋、楚、宋、卫、陈、郑等三十三国国君的谱系。邓国作为春秋时期一个比较有名的国家，其国君的世系也理应在其中，《卿大夫谱》记录了当时各国卿大夫的四十五家世系，《姓氏篇》则记录了一百四十九个姓氏的世系，可惜此书后来佚失，其部分内容在其他文献中保存了下来。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应参考并仔细研究过这些资料，他自称：“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靠，盖取之谱牒旧闻”。可见，《史记》前面一部分的资料来源于谱牒及传说。其中·，所述的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内容大都与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相印证。由于上古时期的家谱资料难以流传到今天，所以，《史记》中有关家谱记载的点滴内容，就成了我们今天了解上古时期家谱的宝贵资料，同时，也开创了正史吸收家谱为其内容的先河，后世的许多正史均大量引用家谱作为其内容的一部分。
从科学考古来看，在出土的编号为209、1506、4856的三件甲骨片中，保留了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编号为1506的为一大片牛肩胛骨，内容记录了儿氏家族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共11代的世系，专家确认他有三千二百年的历史。在现存的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中也有几件属于专门记载商、周人家族世系的家谱，如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三件同时出土于河北易县的青铜戈中，就有诸如“六祖戈”、“六父戈”、“六兄戈”的记录商人世系的家谱片断。
另外，1976年在陕西扶风县庄白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中，有件记载一家族七代世系的家谱，即：一世高祖，二世烈祖，三世乙祖，四世亚祖祖辛（析），五世乙公（丰），六世丁公（墙），七世（疒头里一个繁体的兴字）。2003年在陕西眉县杨家出土了一件铭长达373字，共21行的青铜器，从中可以看出该器器主的谱系不但清楚，而且记载了与之祖先相当的西周各代的王世。其始祖为单公，到器主已有八代，其中，单公为文王、武王时，公叔为成王时，新室仲为康王时，惠仲盠父为昭王、穆王时，零伯为共王、懿王时，懿仲为孝王、夷王时，龚（恭）叔为厉王时，器主自己则为宣王时人。此铭文证实了《史记》中有关周王世系的正确性，由此我们还发现，到西周时，家谱的记载形式不仅停留在了甲骨片中，并且有了一种更高级的、更易保存的，即在青铜器中记载的习惯。陕西眉县出土的该青铜器铭文不仅记载了祖先的名字，更重要的是还记载了各代祖先的简要事迹，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家谱的内容也在逐渐丰富。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在考古中发现至西周时，家谱有记载祖先生卒年的情况。
由此可见，家谱起源的时间确实很早，比正史早的多。
先秦时代的家谱样式，比较简单，如上面所述杨家村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格式上能做到每人一行就已经很不错了。到了汉代其形式与内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般先叙家族起源，再叙世系和官位以及生卒年月、字号、娶葬等内容。这时最典型的莫过于《邓氏官谱》的出现，据说该谱专门记载了东汉开国元勋邓氏一世之祖邓禹及其家族历代宠贵的历史，是史学界公认的邓氏最早的家谱，这说明邓氏编修家谱的历史源远流长。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产生和门阀制度的盛行，修谱之风日盛，正如郑樵所云：“自隋唐而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家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当时的家世、门第成为选拔、评定官员的唯一标准，婚姻也必须门当户对，所以世家大族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十分重视家谱的纂修，政府还专门设置“谱局”编修，设立“谱库”收藏，以备查考。家谱也由原先的“尊世系，辨昭穆”等作用转移到了其强化在“政治、婚姻”上的功能。鉴于此，当时谱学学者及著作的大量涌现便很自然了，如晋代挚虞编著的《族姓昭穆记》、贾弼的《姓氏簿状》、贾渊的《姓氏要状》、贾执的《百家谱》等等。
唐代实行了科举制，虽然打破了士族对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但通过科举与军功而产生的新的士族阶层，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仍然重视修谱，且同样为官府所垄断，如官修的《氏族志》和《姓氏录》等。平民百姓只有等到家族中有人出名之后（通过科举和军功），才开始修谱。这时，一些著名的人物均为本家族纂修了家谱。如邓禹第二十四代孙，邓遄系下邓裕（676---749），也为本家族修了谱。据旧谱记载：“公（邓裕）登开元初进士，累官员外郎，天宝中致仕归，开泰浦别业，修谱牒，置祀田，创鹿兴庵院，此泰谱肇基祖也。”这是迄今为止，南昌地区所能看到的有关撰修邓氏家谱的最早记录。到了唐代，谱学学者和著作更多，如刘知几的《刘氏家史》和《谱考》、路敬淳的《著姓略记》和《衣冠谱》、张至的《姓氏杂录》、萧颖士的《梁萧史谱》、柳冲的《大唐姓族系录》、柳芳的《永泰新谱》、林宝的《元和姓纂》、韦述的《开元谱》、张九龄的《韵谱》等等。
五代时，邓禹第二十六代孙，邓遐系下邓继先，名景福，邓继宗，名介福，邓继芳，名延福三兄弟也纂修了自己的家谱。据旧谱记载，邓延福自序云：“……二十五世严君玉成公……”所生兄弟三人景福、介福、延福，惟予延福不守祖训，滥赴科场，叨登（周）广顺辛亥（951）科一甲进士，除授太常，奉礼部尚书，封太子太保。知任四年，见国法不古，于是托疾致仕，同兄计议，人众族繁，恐难全庇，续纂汉晋六朝宗谱，百有余帙，谕各支兄弟子侄皆领一帙。散财济贫，舍宅为玉虚观，遐尔迁徙，以避时变。星散自有余晖，嗣后子孙会遇，以谱作证，知亲知爱，不至视若途人，永尊祖训，勿忘厥初。德宜培，禄不可滥；书要读，名不必求。广修天爵，自得绵远之余庆耳。”
关于南昌地区邓氏渊源除了上述两次谱中所载之外，还有宋代太史罗颖（字柏轩）的序，邓继先曾孙南唐保大状元邓及（943-1005）的世述以及邓禹第三十九代孙，进士邓舜臣有关邓遄的庙敕，即《五将军庙碑记》等文。
宋初，由于连年战乱，没有哪个士家大族能保证世世显赫、代代兴旺，此时的大官僚上溯几代可能是百姓一个，不值的炫耀。于是过去重门第的观念也在逐渐淡化，人们必须面对现实，家谱经过战争的洗礼也荡然无存，因而家谱在政治上的作用已消失，朝廷也不再过问修谱一事。于是民间遂开始大肆修私谱，平民百姓的谱大都是从这时开始修的。家谱的作用为此也转到了“尊祖、敬宗、睦族”方面。郑樵在《通治·氏族略》中指出：“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门阀，故其书散佚，而其子不传”，鉴于此，谱牒著作也因此由盛而衰，比较著名的是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钱明逸的《熙宁姓纂》、徐筠的《姓氏源流考》等。在世系书写上，此时以苏轼、欧阳修为样板，运用了“小宗之法”即世系只上溯到始迁祖或五世祖。
进入明清时期，家谱的编修（准确的说是私修）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尽管每次改朝换代，对家谱及其他许多古籍来说，都是一种浩劫，但尊祖敬宗的观念已在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虽然乱世废谱，但盛世又会很快修谱，明清时期的家谱大都是在废墟上重修的，而且一修再修。例如邓遄系下从唐玄宗天宝五年丙戌（746）始修，至1994年共修了十五次。邓遐系下昌期支从宋宁宗庆元元年乙卯（1195）始修，至1989年共修十六次，这还不包括邓延福于唐末所续修的总谱。与宋代不同的是，清代的家谱大都采用“大宗之法”即世系上溯几十代，甚至上百代，供奉的必以帝王或名人为祖先，在1770年修建江西省邓氏宗祠时，顺便修了一本《祠谱》，其中第一位主位是“周封邓侯吾离公”。又据高安乌峰谱记载，邓海第二十九代孙邓金百在1790年的谱序中云：“吾邓之得姓也，始自殷高宗封叔曼季于河北邓侯。。。。。。”越往后，追溯的越远。可是，在这以前的历次修谱中均未提到曼季，最多只追溯到了邓禹。修水县崇乡靖林支省祠续三修时（清末），奉上的是其第八十九至一百零五世的祖先牌位，如果家谱是准确的话，这支邓氏的世系始祖已超越了邓禹。出现大宗之法的原因，也许是时隔越远，人们追本溯源的观念越重所致吧。
这时联谱也渐盛行，邓林春在《十三修跋》中提到：“幸郡城中南公有志合遄、遐二公共修”，而遄、遐二支当时至少已分开了1500年，在当时落后的条件下，于康熙六年丁未（1667）联谱成功。现在由于许多地区旧谱未存，这给新修家谱，特别是联谱造成了困难，所以修谱时，不能妄自编修或滥抄别人毫无根据的资料，那种“捡在篮子里都是菜”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战争，尤其是中期的“破四旧”运动，使得家谱又一次遭受到了浩劫，而且这次浩劫所涉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现在偶有某人保存了一点旧谱，其经过简直可以编成一个故事，甚至传奇故事，尽管谱已经鼠咬虫蛀，残缺不全，同样弥足珍贵。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待事物的认识逐渐冷静、客观、公正、全面，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一切历史文化遗产，家谱也不例外，即使偶有与现实相悖之处，也是瑕不掩瑜，随着全球寻根热潮的兴起，中国的寻根热潮也一浪高过一浪，并持续了三十多年，仍方兴未艾。
电视连续剧《百家姓》中有句话：“寻根问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这种传统高山挡不住，大海隔不断”事实确实如此。另外，美国有家中文杂志，其刊头寄语格外引人注目：“中国是条奔腾数千年的大河，散布在世界各洲的中国人，无论流到何方，总不忘寻源头”这是对全球华人寻根意识的高度概括。这种生生不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同化力和认同感。然而，寻根要以家谱作为依据，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们会千方百计地寻旧谱以接续，编新谱以传承，这已成了中国人的传统，而且离家乡越远的人，此观念越重。我们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这未免过于抽象，而一家一姓的家谱的存在就具体可感了。如今华人遍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超过6000万，每年都有大批华人回到祖国来祭拜祖先，这无不以延续了几千年的家谱有关，因而，家谱维系的不仅仅是一个家族，更是一个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