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战友现场辨别 寻找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遗骸
发布时间：2010-06-22 11:28:00 人气： 来源：未知
[提要] 1935年2月27日，在中央红军第二次攻打遵义的战斗中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是长征中红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周林题字的邓萍墓被改为“红军烈士之墓”。
1935年2月27日，在中央红军第二次攻打遵义的战斗中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是长征中红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由于当年战事紧张，红军只对邓萍的遗体作了匆匆掩埋，未留下任何标记。新中国成立后，在彭德怀的关注和邓萍老战友的鼎力相助下，遵义人民经过艰苦奔波，终于找到了邓萍的遗骸。
发端：遵义人民的心愿 新中国成立后，遵义人民没有忘记长征途中牺牲在这里的邓萍等红军将士，寻找邓萍等烈士遗骸，祭奠烈士英魂，很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2年秋，中共遵义地委和地区行署专门开会研究，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的第二项工作就是调查在遵义附近牺牲的红军指战员的埋葬处。邓萍作为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中共遵义地委和地区行署要求务必找到其埋葬处。
1953年，遵义市政府确定在小龙山上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并将在当年战场遗址上找到的77位红军烈士的坟墓及遗骸陆续集中迁至小龙山上。同时，把远近闻名的红军坟也从桑木桠移到小龙山。从此，遵义人民习惯把小龙山称为红军山。
由于当年战事紧张，红三军团指战员只对邓萍的遗体作了匆匆掩埋，未留下任何标记。十几年过去了，遵义没有人知道邓萍遗体埋葬的具体位置，也没有人知道邓萍的身体特征。几年下来，虽历经艰苦的奔波寻找，但邓萍的遗骸仍然没有下落。
转机：彭德怀提供线索1957年夏，时任中共遵义地委书记的李苏波接到了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苏振华传达的彭德怀指示：中央军委很关心寻找邓萍同志遗体埋葬处这件事，希望当地政府帮助寻找邓萍遗骸的下落。彭德怀还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况：由于当时战事紧张，邓萍同志牺牲当晚，红三军团指战员就在驻地街上买了一具黑漆棺材装殓遗体。第二天一早即掩埋在遵义城北郊山坡，没有立碑。
当时受命寻找邓萍遗骸的遵义市民革主委、政协副主席朱振民（1935年担任国民党黔军第八师参谋长）等工作人员，根据北郊山坡和黑漆棺材这两条线索，开始了艰苦细致的调查。经过七八天的走访，终于在遵义城松子坎一家老榨油坊里找到了老工人王华轩。
据王华轩回忆，当年红军从赤水河打回遵义的消息传来，城里许多有钱人家都跑了，老板留下他来看榨油坊。下午，他听到十里铺那边打了一阵枪。不一会儿，就看见红军追到新街，有的驻扎在罗庄，有的从干田坝朝遵义老城方向追击。傍晚，看见有一具阵亡红军的遗体从干田坝抬到新城罗庄。当问到那位牺牲的红军埋在哪里时，王华轩说：“我是第二天早晨看到从罗庄抬出一口棺木，埋在松子坎罗徽五家的坟山，是红军自己抬去埋的。” 王华轩引着朱振民等到罗徽五家的坟山，指着两个大坟之间的一个小坟堆说：“这个坟就是当年红军埋的，其他的都是罗家的坟。”王华轩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说棺木是红军从新街颜家抬去的。
朱振民等到了新街颜家，找到了颜家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娘。据她回忆，那年红军打来时，她因为害怕，躲在附近，直到晚上才回家。上灯的时候，来了几个买棺木的红军。她只承认是帮颜家的，没收钱。第二天听说装殓的是从干田坝抬回来的红军，埋在了罗徽五家的坟山。她还说：红军离开后，罗徽五回来时曾把坟挖开看过。我家老二那年十五六岁，也跟着去看。回来说埋的是一个红军官长，穿的是黑呢大衣，脸前有血迹。罗徽五见没有什么陪葬的东西，就又埋好了。
确认：老战友现场辨别 根据这些情况，朱振民等初步判断罗徽五家坟山上的那个小坟堆是红军坟。经遵义地委同意，朱振民等邀请时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的孔宪权一起开坟辨认。孔宪权曾在邓萍身边工作过，当时任红三军团四师司令部侦察参谋、十二团作战参谋。
揭开棺木，朱振民、孔宪权看见死者只是左额骨露在外面，其余部分都被蚂蚁和泥土遮住了。死者穿的是短呢大衣，铁制衣扣已生锈。大衣里面是呢子西式背心，背心下是毛线衣，已经腐朽。下装已完全腐朽，脚下有两块橡胶质的鞋底。把遗骸头部的泥土轻轻扒开，发现右耳上额骨有一小孔，脑壳后有两条裂缝。 为了弄准确遗骸的身份，中共遵义地委书记李苏波等一面指挥将棺木盖上，保护好现场；一面电请时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与邓萍共事多年的老红军石新安来遵义作最后辨认。石新安是湖南邵阳人，1907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在井冈山时期便在邓萍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和邓萍十分熟悉。
石新安来到遵义，邀请遵义地区医院骨科医生和当年带路的农民蒋致才一起到现场察看。棺盖打开后，石新安仔细察看，并听取蒋致才讲述当年为红军带路的经过，询问牺牲者的面貌、身高、口音、衣服，在仔细量了遗骨后，提出了邓萍的四点特征： 一、邓萍同志留有较长的头发； 二、邓萍同志后脑有一块核桃大小的疤，没有长头发（生疮的缘故）； 三、邓萍同志牙齿完整，无缺无补； 四、邓萍同志衬衣袖扣是金属制品。 通过现场找到的遗物和发现的人体特征，经石新安仔细辨认，确认是邓萍的遗骸。捧着老战友的头骨，石新安止不住热泪盈眶。 当天，医生便洗净骸骨，用丝绵按形体裹好，再用白绸包好，放置在垫有红绸褥被的新制棺木里。棺木暂时停放在解放军速成中学礼堂，待修好红军公墓后，再移棺迁葬。
迁葬：红军山上埋忠骨 1957年夏，在中央军委和彭德怀的关心下，中共遵义地委、地区行署和中共遵义市委、市政府决定在邓萍遇难处旁的小龙山上修建邓萍烈士墓。邓萍烈士墓于1958年正式动工，1959年初建成。墓室用沙石料砌成，呈“凸”字形。墓地设计庄严朴素，四周都是常青树木。1959年清明节，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邓萍遗骸迁墓仪式。由于某些原因，彭德怀手书的墓名题字没有被采用。墓名用的是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的题字“邓萍同志之墓”。
邓萍的遗物，如在移墓时保存下来的金属衣扣、毛衣碎片、帆布胶底鞋等物，陈列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土地革命战争馆展厅里。部分遗物陈列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陈列室内。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周林题字的邓萍墓被改为“红军烈士之墓”。
20世纪70年代末期，邓萍墓碑上面刻上了张爱萍题写的“邓平同志之墓”。据张爱萍回忆，邓萍生前“萍”字和“平”字都在使用。1979年10月，张爱萍又从北京寄来了为邓萍墓题字的手书。 1984年，为修建红军烈士纪念碑，邓萍墓被移至红军烈士陵园内。长方形墓，红沙石镶嵌。墓冢周围，苍松翠柏，四季常青。在墓的东边有一石刻像，再现了邓萍中弹后倒在张爱萍身边的情景，生动地显示了邓萍牺牲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塑像的石基座碑石上，刻着“邓萍同志千古”。张爱萍在《星火燎原（3）》上写的《遵义到大渡河》中一段有关邓萍牺牲时情况的文字，也被刻录在上面。
经过几十年的维修整理，现在，埋葬邓萍的红军烈士陵园已颇具规模。走进陵园大门，拾阶而上，登上陵园顶端的平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气势雄伟、造型新颖的红军烈士纪念碑。邓萍墓的周围，翠柏葱葱。全国各地前来祭奠英雄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邓萍的墓前，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接受教育。
1935年2月27日，在中央红军第二次攻打遵义的战斗中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是长征中红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由于当年战事紧张，红军只对邓萍的遗体作了匆匆掩埋，未留下任何标记。新中国成立后，在彭德怀的关注和邓萍老战友的鼎力相助下，遵义人民经过艰苦奔波，终于找到了邓萍的遗骸。
发端：遵义人民的心愿 新中国成立后，遵义人民没有忘记长征途中牺牲在这里的邓萍等红军将士，寻找邓萍等烈士遗骸，祭奠烈士英魂，很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2年秋，中共遵义地委和地区行署专门开会研究，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的第二项工作就是调查在遵义附近牺牲的红军指战员的埋葬处。邓萍作为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中共遵义地委和地区行署要求务必找到其埋葬处。
1953年，遵义市政府确定在小龙山上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并将在当年战场遗址上找到的77位红军烈士的坟墓及遗骸陆续集中迁至小龙山上。同时，把远近闻名的红军坟也从桑木桠移到小龙山。从此，遵义人民习惯把小龙山称为红军山。
由于当年战事紧张，红三军团指战员只对邓萍的遗体作了匆匆掩埋，未留下任何标记。十几年过去了，遵义没有人知道邓萍遗体埋葬的具体位置，也没有人知道邓萍的身体特征。几年下来，虽历经艰苦的奔波寻找，但邓萍的遗骸仍然没有下落。
转机：彭德怀提供线索1957年夏，时任中共遵义地委书记的李苏波接到了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苏振华传达的彭德怀指示：中央军委很关心寻找邓萍同志遗体埋葬处这件事，希望当地政府帮助寻找邓萍遗骸的下落。彭德怀还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况：由于当时战事紧张，邓萍同志牺牲当晚，红三军团指战员就在驻地街上买了一具黑漆棺材装殓遗体。第二天一早即掩埋在遵义城北郊山坡，没有立碑。
当时受命寻找邓萍遗骸的遵义市民革主委、政协副主席朱振民（1935年担任国民党黔军第八师参谋长）等工作人员，根据北郊山坡和黑漆棺材这两条线索，开始了艰苦细致的调查。经过七八天的走访，终于在遵义城松子坎一家老榨油坊里找到了老工人王华轩。
据王华轩回忆，当年红军从赤水河打回遵义的消息传来，城里许多有钱人家都跑了，老板留下他来看榨油坊。下午，他听到十里铺那边打了一阵枪。不一会儿，就看见红军追到新街，有的驻扎在罗庄，有的从干田坝朝遵义老城方向追击。傍晚，看见有一具阵亡红军的遗体从干田坝抬到新城罗庄。当问到那位牺牲的红军埋在哪里时，王华轩说：“我是第二天早晨看到从罗庄抬出一口棺木，埋在松子坎罗徽五家的坟山，是红军自己抬去埋的。” 王华轩引着朱振民等到罗徽五家的坟山，指着两个大坟之间的一个小坟堆说：“这个坟就是当年红军埋的，其他的都是罗家的坟。”王华轩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说棺木是红军从新街颜家抬去的。
朱振民等到了新街颜家，找到了颜家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娘。据她回忆，那年红军打来时，她因为害怕，躲在附近，直到晚上才回家。上灯的时候，来了几个买棺木的红军。她只承认是帮颜家的，没收钱。第二天听说装殓的是从干田坝抬回来的红军，埋在了罗徽五家的坟山。她还说：红军离开后，罗徽五回来时曾把坟挖开看过。我家老二那年十五六岁，也跟着去看。回来说埋的是一个红军官长，穿的是黑呢大衣，脸前有血迹。罗徽五见没有什么陪葬的东西，就又埋好了。
确认：老战友现场辨别 根据这些情况，朱振民等初步判断罗徽五家坟山上的那个小坟堆是红军坟。经遵义地委同意，朱振民等邀请时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的孔宪权一起开坟辨认。孔宪权曾在邓萍身边工作过，当时任红三军团四师司令部侦察参谋、十二团作战参谋。
揭开棺木，朱振民、孔宪权看见死者只是左额骨露在外面，其余部分都被蚂蚁和泥土遮住了。死者穿的是短呢大衣，铁制衣扣已生锈。大衣里面是呢子西式背心，背心下是毛线衣，已经腐朽。下装已完全腐朽，脚下有两块橡胶质的鞋底。把遗骸头部的泥土轻轻扒开，发现右耳上额骨有一小孔，脑壳后有两条裂缝。 为了弄准确遗骸的身份，中共遵义地委书记李苏波等一面指挥将棺木盖上，保护好现场；一面电请时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与邓萍共事多年的老红军石新安来遵义作最后辨认。石新安是湖南邵阳人，1907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在井冈山时期便在邓萍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和邓萍十分熟悉。
石新安来到遵义，邀请遵义地区医院骨科医生和当年带路的农民蒋致才一起到现场察看。棺盖打开后，石新安仔细察看，并听取蒋致才讲述当年为红军带路的经过，询问牺牲者的面貌、身高、口音、衣服，在仔细量了遗骨后，提出了邓萍的四点特征： 一、邓萍同志留有较长的头发； 二、邓萍同志后脑有一块核桃大小的疤，没有长头发（生疮的缘故）； 三、邓萍同志牙齿完整，无缺无补； 四、邓萍同志衬衣袖扣是金属制品。 通过现场找到的遗物和发现的人体特征，经石新安仔细辨认，确认是邓萍的遗骸。捧着老战友的头骨，石新安止不住热泪盈眶。 当天，医生便洗净骸骨，用丝绵按形体裹好，再用白绸包好，放置在垫有红绸褥被的新制棺木里。棺木暂时停放在解放军速成中学礼堂，待修好红军公墓后，再移棺迁葬。
迁葬：红军山上埋忠骨 1957年夏，在中央军委和彭德怀的关心下，中共遵义地委、地区行署和中共遵义市委、市政府决定在邓萍遇难处旁的小龙山上修建邓萍烈士墓。邓萍烈士墓于1958年正式动工，1959年初建成。墓室用沙石料砌成，呈“凸”字形。墓地设计庄严朴素，四周都是常青树木。1959年清明节，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邓萍遗骸迁墓仪式。由于某些原因，彭德怀手书的墓名题字没有被采用。墓名用的是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的题字“邓萍同志之墓”。
邓萍的遗物，如在移墓时保存下来的金属衣扣、毛衣碎片、帆布胶底鞋等物，陈列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土地革命战争馆展厅里。部分遗物陈列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陈列室内。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周林题字的邓萍墓被改为“红军烈士之墓”。
20世纪70年代末期，邓萍墓碑上面刻上了张爱萍题写的“邓平同志之墓”。据张爱萍回忆，邓萍生前“萍”字和“平”字都在使用。1979年10月，张爱萍又从北京寄来了为邓萍墓题字的手书。 1984年，为修建红军烈士纪念碑，邓萍墓被移至红军烈士陵园内。长方形墓，红沙石镶嵌。墓冢周围，苍松翠柏，四季常青。在墓的东边有一石刻像，再现了邓萍中弹后倒在张爱萍身边的情景，生动地显示了邓萍牺牲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塑像的石基座碑石上，刻着“邓萍同志千古”。张爱萍在《星火燎原（3）》上写的《遵义到大渡河》中一段有关邓萍牺牲时情况的文字，也被刻录在上面。
经过几十年的维修整理，现在，埋葬邓萍的红军烈士陵园已颇具规模。走进陵园大门，拾阶而上，登上陵园顶端的平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气势雄伟、造型新颖的红军烈士纪念碑。邓萍墓的周围，翠柏葱葱。全国各地前来祭奠英雄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邓萍的墓前，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接受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