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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邓国侯吾离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信息来源:互联网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10/3/7 查看3766次   字体:[] [] []

有关邓国侯吾离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骆立群

邓侯吾离是邓州市治史者们的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因此,要研究邓州古代史,首先必须解决由吾离所引起的几个问题的争论。这里集中以下几个有争论的问题提出个人的管见:(1)吾离确有其人,“吾离封于邓”,毋庸置疑;(2)吾离北迁邓国都城于穰;(3)吾离冢,邓州第一冢;(4)吾离,中原邓姓人的先祖;等等。

首先,吾离确有其人,“吾离封于邓”,毋庸置疑。

《春秋》鲁桓公七年:“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左传》鲁桓公七年:“春,谷伯,邓侯来朝。”《辞源》“邓”字条:“春秋时邓侯吾离朝鲁。子孙以国为氏。”

邓之某些治史者提出“吾离封于邓”的提法,值得考虑。看来,所谓值得考虑的,可能在“封”与“邓”两个字上。

在“封”字上,邓之诸《志》在“沿革”部分均谓:邓在“(夏、商、周)三代为国”。夏仲康始“封”其子于邓,殷武丁“封”汤之裔孙于邓,至周,“邓国是周朝分‘封’诸侯时的诸侯国之一。”春秋时,列国诸侯的接替更换都要履行形式上的向周天子“请封”,经周天子以授民授疆为主要内容的“册封(命)”,或“受(授)命”,或“锡(赐)命”认可,才算是名正与合法,才能得到其他诸侯国的承认。楚熊通想当王,托随侯代为之请“封”;齐田常代齐,其曾孙田和犹不忘求魏文侯代请“封”于周天子,许之,始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各国才承认(见《史记·田齐世家》);楚成王杀了他的哥哥取得王位后,立即向周王室献礼,获得周天子赏赐,可以算是周天子正式承认了他的合法地位。又,一国之新君即位,也要按当时的“赴告制度”,通报各国,如郑厉公得大夫傅瑕的帮助复得君位,未通报楚国,就成了楚令尹子元出兵攻郑的借口。《春秋》之笔是严谨可信的。如吾离为子虚乌有,或吾离未受“封”,则《春秋》不为之记,左氏也不会为之传。是“封”字上并无问题。

在“邓”字上.春秋战国时,见于史上的“邓”,除现今湖北襄樊市邓城镇和河南邓县(今为邓州市)两处,先后为古邓国都城外,还有三处:(1)春秋鲁地,《左传》鲁隐公息姑十年:“正月,鲁隐公会齐侯、郑伯盟予邓。”故地在今山东省兖州境;(2)春秋蔡地,《春秋》鲁恒公允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与《左传》鲁昭公稠十三年:“楚蔡公与子于、子皙盟于邓。”这里的两个“邓”,故址均在今河南省郾城县(古召陵县)东南;(3)战国韩(后属魏)地,“周赧王延二十四年,秦左更(官名)司马错取轵及邓”.与“秦昭襄王则四十二年。封公子悝于邓。”这里的两个“邓”,故址均在今河南省黄河北孟县西。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谓,黄河北修武县有“南阳”。在今修武县东北三十里,现在当地人叫韩庄,也叫韩村。孟县有“邓”。此即唐代“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学家韩愈之故里,而为邓州诸《志》将韩愈附会为邓人之由。邓侯吾离究竟是“封”在哪一个邓?兖州之邓、郾城之邓和孟县之邓,此三处在当时都是地名或邑名,都不是国,更不是侯国。故吾离之“邓”。不是此三处已很明显。三代为国之邓,只有今之邓城镇在前,今之邓州市在后之邓了。

《春秋》载,东周桓王十五年,鲁桓公七年,公元前705年。邓国侯曼吾离与谷国伯赢绥拜访鲁恒公。邓与谷两国相距不远。而两国距离鲁国(今山东曲阜县)很远,所以邓侯与谷伯到鲁国之前,必已经过并访问了一系列其他中原诸侯国。从中可以看出,邓不仅为诸侯国,且于当时必是已具有相当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诸侯国,否则,这种远途联系就不大可能了。

至于何以不记吾离朝周,而记朝于鲁?这要从《春秋》之修订来考虑。《春秋》之修订已如上述,是根据当时国与国之间有一种“赴告制度”.即一国之政变与王、将、相死丧等大事,要赴告各国供史宫记录。但《春秋》为鲁国国史,主要的是多记与鲁国有关之事,多记大国之事。当时邓国是《左传》称之为“近楚之僻陋小国”,故虽定期朝周“述职”,亦不为之记。而出于对周公旦的崇敬,“谷伯、邓侯朝鲁犹有望周公之余思”;出予“周礼尽在鲁”之尚礼思想而朝鲁,却为鲁国国史《春秋》记下了。简而言之,若吾离史无其人,《春秋》何以有“记”,未封焉有属国称“侯”;不封在邓国之“邓”,怎能与谷伯同行朝鲁。

其次,吾离北迁邓国都城于穰。

襄樊市西北二十里的邓城镇是否是夏、商及西周时的邓国都城。我们还没有做有力的考证。可以相信,荆鄂治史之士必定掌握有充分资料依据。但是,即使夏、商及西周时邓国都城在襄樊市之邓城镇,到春秋时邓侯曼吾离也已将邓国都城北迁至当时邓国属地名穰(即后之邓州、邓县、今之邓州市)的地方。

在吾离朝鲁后的第三年,即鲁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楚熊通自称为武王的次年,邓国出现了一件大事。《春秋左传》载:“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邓养甥、聃甥帅师救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人宵溃。”从这件大事的分析中,可证明邓国都城于此时以前已北迁于穰。

巴,子国,故为巴子。巴、楚联姻,楚成王有巴姬。巴国时在鄂西,后迁至川东。因其为楚之属国,故巴子国认为邓国是一个具有一定经济文化水平的、较重要的诸侯国,故愿与之建交结好,就派行人(行人:官名,管朝觐聘问)韩服为使者,向楚国征求意见。楚意同,并派使者大夫道朔伴送巴使携带财礼,将往聘于邓国

楚武王已在此时之前,将楚都由丹阳(今河南省淅川县境丹水之阳的下寺)迁至郢(楚郢都在今湖北省宜城县南境、宜城平原上的楚皇城遗址)。故巴国使者韩服等先至楚都(今湖北宜城县南),后同楚使者道朔等一行北上往邓国。由楚都至邓国,必经邓国南鄙小国——国。

宋罗泌著《路史·国名纪》所载:“,为邓所分,亦曼姓。”《左传杜注》: “盖本邓之附庸”。

《左传》与《水经注》均称位邓之“南鄙”,《史记·索隐》称为“邓之南鄙小国”。鄙,有边远之意,邓之南鄙,邓国之南边。据陈家驹《襄樊风采录·古城考》一文考证,古城遗址在樊城正北十二里,排子河右岸,河对岸为报恩寺。这里在邓城镇之东八里,在迁都以后的邓国都城穰城正南一百三十里,此即所谓“邓之南鄙”。

试问,城既在邓城镇之东八里,若当时邓国都城没有北迁穰城,仍在邓城镇,怎么能称“邓之南鄙”?再者,若当时邓国都城没有北迁穰,仍在邓城镇,则楚使道朔偕同巴行人韩服等,可由楚都径直于北津渡(即后之襄阳)渡江经樊城,直趋邓城镇结好于邓国,不必绕道城了。由此可知,邓国都城于此时之前已北迁至穰,国始有“邓之南鄙小国”之称,而巴、楚使者往聘于邓,则必经邓之附庸国——国。

巴、楚使者往聘于邓,途径邓之南鄙国,人攻而夺去财礼,并杀死楚、巴使者,楚派大夫章(,音伟;亦作)谴责于邓,向邓国抗议,邓人不受。楚、巴联军围,邓军立即往救。楚是做了先礼后兵的外交姿态,在此时邓国如能以保护国的身份,向楚、巴表示对附庸国国管束不严,并赔偿致歉,“之战”也可能就不会发生,事件就会解决在外交途径中。由于邓国不接受错误的责任,楚、巴联军才开始围。对邓以外交行动,军事行动则加之于国,这原因是楚、巴联军要攻击邓国必先经国,况国既为国,有承担责任的国际“法人”身份。楚、巴联军围,邓国立即派出养甥、聃(音耽)甥二将率二军往救。周之诸侯国依其爵位和封地的不同,分为大国(公)、次国(侯、伯)、小国(子、男)三等。邓为侯国,即次国,按定制次国军队建制即为二军。(《周礼·夏官司马》载:“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所以,邓国不仅是立即出兵,而且是倾全部兵力往救。巴、楚均为子国,其兵力各为一军,但楚熊通自称武王后,已不听周天子制约,其兵力之强大早已大大超过定制。

邓城镇与城相距甚近,军事行动展开以后,本无回旋的余地。但正因当此之时邓国都城已北迁至穰,楚、巴联军围竟毫无邓军抄后袭击与邓、两军夹击之顾虑。

之战”,经过楚、巴与邓、双方激烈战斗,终以楚大将斗廉之谋略,邓军大败,国为楚夺灭,邓国统辖势力以国都穰城为中心,龟缩相当于今之河南境界地,而邓国在今之湖北省境地则全为楚国所有了。

由于夏、商、西周时,邓国都城在今之襄樊市北邓城镇,至春秋初期,邓侯吾离将邓国都城北迁至当时邓国属地名穰的地方,后之学者称述或史籍所载,有称载邓城镇为“故邓侯国”者,亦有称载邓县(穰城,邓州,今之邓州市)为“故邓侯国”者。应该说,除时间观念混淆模糊外,两种说法都不为错。兹举以河南省邓县,邓州,今之邓州市为“故邓侯国”的数例于下:

《诗经》是“用韵文写的历史”。《诗经·王风》有《君子于役》一篇,写丈夫久役,妻子在家之情。朱熹旧注有云:“此役是周平王东迁之后,南御荆楚之‘蛮’,戌其畿内之民于申、邓(故侯国)、唐。”朱熹所注申、邓、唐,即指宋时申、邓、唐三州之地,而于邓州(邓县、邓州,今之邓州市)之下,加注“故侯国”。

《晋书·地理志》载:襄阳郡统县八,其中有邓城县(治邓城镇),有县,又于义阳郡之统县中有邓县,邓县下加注“故邓侯国”。而未于襄阳郡邓城县下加注“故邓侯国”。

唐符载撰《唐邓州刺史厅室记》称:“邓,邓侯吾离之国也”。

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名著《读史方舆记要》亦称“邓州”为“春秋时邓侯国”。

《明嘉靖南阳府志·建置沿革》称:“邓州,本春秋邓侯国,秦为邓县,汉因之。”《明嘉靖邓州志·封爵表》称:“邓,古大国也”。

顾栋高《春秋大事年表》说,邓,侯国,今河南南阳府之邓州。

臧励和编《中国古今地名辞典》称:“邓,周国名,即今河南邓县,……后灭于楚。”清人江永著《春秋地理考实》:“邓国,今河南南阳府西南百二十里,邓州是也。……若襄阳府襄阳县东北二十里之邓城,当时虽仍属邓县,别是一地,为邓国之南鄙。”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邓公簋 》和童书业《古巴国辨》、《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以及吕思勉《先秦史》均谓春秋邓国在河南邓县,即今邓州市。

郑天挺主编《左传选·邓三甥请杀楚子》注释(一)称:“邓,曼姓国,其地在今河南邓县。”

《辞源》“邓”字解:“古国名,曼姓。……故地在今河南邓县一带。”《辞海》“邓”字解:“古国名,……即今河南省邓县。”“邓县”条解:“今县名,属河南省,在新野县西北,湍河之南,春秋邓国;战国穰邑,汉置穰县”。

著名的四川地方史、西南民族史专家邓少琴教授在其编著《巴蜀史稿》一书称:“邓(国)在今河南南阳市东南(应为西南)邓县”。又称,“《左昭九年》周詹桓伯语,‘自武王克商以来,巴、濮、楚、邓、吾南土也。’上述诸部族皆居于周成王东部洛阳之南,如邓国者,近在河南南阳。”

1981年第四期《考古》载平顶山市文管会《河南平顶山市发现西周铜 簋》一文称:“此 簋为邓国女嫁应国时的陪嫁礼器(即媵 )。”“按,邓为周代国名,曼姓,即今河南邓县”。又,从1982年第一期《考古》载周永珍《两周时期的应国、邓国铜器及地理位置》一文得知,“春秋时邓国的地理位置,郭沫若先生(注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邓公簋》中)说是今河南邓县。”

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唐嘉弘在其《关于诸葛亮的几个问题》一文说:“衡阳王夫之《春秋稗疏》、沈钦韩《左氏地名补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贻德《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江永《春秋地理考实》、王存等《元丰九域志》、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等不少重要史书、地志书均论定先秦邓国即在南阳邓州邓县。至于襄阳县东北二十里之邓城,正如江永所说:‘别是一地,为邓国之南鄙,故《一统志》(按即清乾隆《一统志》)以邓州为邓侯国,以襄阳之邓城为邓国地,岂楚灭邓后迁其人于此,故有此城?邓城南八里有子国,《左传》桓公九年谓之邓南鄙人,杜预认为在邓县南、沔水之北,是当时北望邓之国都,正是其南方之边鄙,非以城在邓城南八里即谓之南鄙也。《汇纂》因襄阳有邓、二城,邓城即在城北,遂舍南阳之邓州,以襄阳之邓城为邓国,误矣。’江氏此说,见解精审,颇有根据,与历史实际符合。”

南阳师专马云泰教授在《试析襄阳南阳》一文称,持古邓国即(襄阳)邓城论者,是把南阳古邓国和襄阳古邓城合二为一了,开了一个“关公战秦琼”的历史玩笑。

黄有汉、李豫在《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考述》一文中称:“楚武王时期,楚国的疆域已越过了距宜城仅六十华里的襄阳,达到了河南境内的唐河一带。那末,楚武王死后,即位的楚文王‘伐申、过邓’之‘邓’,当然不会在襄阳了。更何况,楚、邓之间还隔着南鄙在邓的南鄙,鄙者,即边境之意。可能是邓南部边境的属国。正因为如此,春秋时期的古邓国不在今湖北襄樊市,而应在今河南邓县(邓州市)一带。……今河南邓县(邓州市)之得名应源于春秋时期古邓国。”

《左传全译》一书中,就鲁桓公七年谷伯、邓侯朝于鲁之译注称:“邓侯,即邓侯吾离。邓,曼姓国,在今河南邓县。”

况且,邓国侯吾离死葬邓国都城——穰城。在古穰城东南郭(今邓州市区东南五里)有吾离冢。何以在今湖北省襄樊市西北邓城镇无吾离冢?因此,吾离北迁邓国都城于穰是可以肯定的。

又张正明著《楚文化志》一书说:“楚别都凡十一,穰为其一”。别都,顾名思义指首都以外之都城,为楚君向中原发展,战争时期暂时停驻之地,故大都设在为楚所灭之北部边境小国国都。穰(邓)为楚别都亦可证明吾离北迁邓国都城于穰(邓)。

吾离将邓国都城北迁至穰,此举有其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意义。政治上距其宗主周天子东都洛阳,当时政治形象的中心更近,而距当时所谓的“荆楚之蛮”稍远;经济上,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穰”字古写为“襄邑”,从邑,襄声。可知这里是一个人口较多和土地肥沃,物产丰盛的地方。

吾离偕同谷国伯赢绥朝鲁,其行程的第一站就是他自己国家的属地穰。穰地物丰人众的景象当时给了他很深的印象,思想上已有了迁都至穰的酝酿。吾离朝鲁要经过中原许多大的、小的国家,其中,像其先辈姻亲之国应国(姬姓)和他的女婿、有“郑庄小霸”之称的郑国等国,想当然是要稍停的。吾离朝鲁的第二年(公元前704年),他英明果断地实现了迁都计划。

第三,吾离冢——邓州市第一冢。

迁都之后,吾离以年迈之躯,风尘仆仆地参加了楚武王的“沈鹿会盟”(沈鹿在今湖北钟祥县东),特别是迁都后的第二年,又经过与楚、巴联军对阵进行的“之战”,等等,吾离为国务操劳,心力憔悴,于公元前700年逝世。

1960年《邓县志》载:“吾离冢,在城东南吾离冢村,是战国(应为春秋)时邓国侯吾离的坟墓,现有土墓五个可考”。冢距今邓州市城区东南五里,恰是古邓国都城(穰城)东南郭。时久,群众以冢距城五里讹为“五里冢”;以大小五个冢相近,更有甚者讹为“五女冢”的。“文化大革命”后期,“破四旧”时,顺“吾离”之音改吾离冢村为“五一”大队。今吾离冢村已划归城郊乡八里王村,原五一大队改为三里河村。

吾离是邓国迁都穰城后的第一个国侯,他代表着以穰城(邓州、邓县、邓州市)古城址为都城的邓国,葬于公元前700年,距今二千七百多年,是今邓州市诸多古墓冢中最早一个,无论从历史年代或其生前地位来说,堪称“邓州市第一冢”无谬。

1957年“大跃进”时期,吾离冢几毁于平整土地、种了庄稼。现五冢稍有隆起,最大的冢(即主冢)仅见一个尖土堆。县(市)文化部门称:“根据吾离冢的调查,此处地形是一个缓坡高地,上有汉代墓七座,墓下的地层内发现有战国时的陶器。”据当地老年人说,古辈时,冢曾被盗,有陶鬲,陶俑等出土,并发现一把半截青铜剑。吾离冢为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元2002年市委、市政府已对该冢进行保护性开发建设。整个工程占地27000平方米,内分置邓国侯吾离寝陵、邓姓纪念馆、吾离堂等主要建筑及其他附属设施,总投资概算为208万元,计划分三期完成。

第四,吾离——中原邓姓人的先祖。

邓在夏、商、周三代为国,三代不同姓。夏仲康封其子于邓,夏,姒姓;商武丁南击荆楚,势力达长江流域,封汤之裔孙于邓,商,子姓;周在汉水以北封了一系列以随国为大的,还有唐、贰、申、吕、邓等姬姓,或本姬姓、或姬姓舅亲之小国,作为防止楚国北侵之屏藩。《史记》几处提到“邓,曼姓侯国”,无论是裴的《集解》,或张守节的《正义》,均仅指周所封之邓侯国而言,并不能说夏、商时所封之邓皆为曼姓。

黄帝(姬姓)二十五子,有十四子得十二姓,其庶子少昊,得赢姓(或已姓),最早迁居山东,与夷族杂居,为鸟系祖先传说系统。颛顼,黄帝孙,昌意子,年十岁,佐少昊,二十即帝位。颛顼在帝位时,以少昊之子有德者一人,赐姓曼氏。故姬姓——赢姓(已姓)——曼姓,曼姓本姬姓衍化而出。邓虽为小国,而其所处地理位置是中原南向荆楚,荆楚北图中原之孔道,是南北相争之地。正因邓虽曼姓,而曼姓,本亦姬姓故得以按姬姓看待予以重任,且以侯国之爵位(高于楚子两等)封于要地之邓。

《辞源》称:春秋时,邓侯吾离,子孙以国为氏。所以,吾离应是中原邓姓的祖先。

邓祁侯,更确切地说,应为邓国侯邓祁,姓邓名祁,简而称之为邓祁侯。杜注《左传》称。“祁,谥也。”《史记·正义》曰:“经典不易曰祁。”《史记·谥法》称:“治典不杀曰祁。”我则认为,祁为名,非谥。祁死时,国已为楚灭,谁为邓祁议谥?况且,不为其父吾离议谥而为亡邓之祁议谥乎?邓有治史同志认为,当时邓国所辖面积大,其东可能至今唐河县之祁仪镇,故称邓祁侯。我则认为,当时邓国与今唐河县祁仪镇之间,沿有谢、蓼、唐等小国,邓国不可能管到祁仪镇,故此种解释实属牵强。

吾离朝鲁那一年,楚武王已在位三十六年,楚武王夫人邓曼,是邓国侯吾离的女儿,邓祁的妹妹。那时像这样的女子,史书记载女子的名姓一般是国名加女家姓氏,故为邓曼。吾离死时邓曼已嫁楚多年,故邓曼没有改姓之说。

《左传》襄公三年、楚共王二十一年,即公元前570年,春,楚令尹子重派邓廖为主将率军讨伐吴国。何浩著《楚灭国研究》一书称:“邓为楚文王母邓曼之国,文王灭邓,对邓人遗族理当有所优待。《左传》襄公三年载,誉为‘楚之良将也’的邓廖,想必是邓国之后裔。”

故:(1)三代不同姓,所谓“邓,曼姓侯国”,仅指周代所封之邓侯国而言。(2)曼姓本姬姓衍化而出,故得以侯国受封于南北要冲,兵家必争之地。(3)吾离死后,子孙以国为氏,即以邓为姓,故吾离是中原邓姓人的先祖。

 摘自骆立群《邓州古代史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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