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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目岂可混珠 ——三论襄阳邓城不可能是邓国都城

发布时间:2024-11-29 20:49:48 人气: 来源:未知

岂可混珠
——三论襄阳邓城不可能是邓国都城
张宗成
 
       最早提出古邓国在襄阳说的是东晋习凿齿。他初始抬高邓城地位的话,出自《襄阳记》。他在《襄阳记》中说:“楚王至邓之浊水,去襄阳二十里,即此水也。浊水又东,迳邓塞北,即邓城东南小山也,先后名之为邓塞,昔孙文台破黄祖于其下。浊水东流注于淯,淯水又南迳邓塞东,又经鄾城东,古鄾子国也,盖邓之南鄙也。昔巴子请楚与邓为好。鄾人夺其币,即是邑也”。
       习凿齿的这段话很有技巧:与其说他在介绍汉水以北的水系及流向,不如说是在强调作为标志的四个地名和两个历史故事。四个地名是襄阳、邓塞、邓城、鄾城,意在显示其相互间的地理位置;两个故事,一个是孙文台破黄祖,暗示此地是古战场。另一个是历史上鄾人曾夺币杀人,导致楚巴联军大战鄾邓,并大败邓军,导致鄾国灭亡。这一故事的推出,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到遥远的春秋时期,从而隆重推出邓城这个地方,让它借正史有记载的鄾国,披上古邓国的外衣,粉墨登场,以抢夺邓国都城的尊号。
       于是,我想到了《韩非子 ·难势》中的一个故事:“客有鬻矛与楯者,誉其楯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故事是说有一个卖矛又卖盾的人,吹嘘罢他的矛无坚不摧,就又吹嘘他的盾坚不可破。有人就建议,用你的矛戳你的盾,结果会怎样呢?将习凿齿的话代入《韩非子》中的那个成语故事,习凿齿之矛,就是有关鄾国的史实;习凿齿之盾就是将邓城存在的时间和历史地位。他把邓城的出现提前到第一次楚邓之战之时和之前,刷一波邓城的存在感,进而希图取代攘城即邓州邓国国都的地位。
       历史是时间与空间的存在,不是靠断章取义与一厢情愿能争得来的,更不是靠歪曲史实、捏造“文化”能站得住脚的。
       鄾国在哪里?让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石泉《古邓国、邓县考》:《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邓城县“鄾城”条云:“即古鄾子之国。邓之南鄙”。《方舆纪要》卷79襄阳府襄阳县“邓城”条附“鄾城”引《寰宇记》云:“鄾城在邓城南八里”。
      据《左传·桓公九年》载邓南鄙有鄾地,杜预注鄾在汉水北岸,这是邓国南境为汉水的又一条文献证据。则邓国位于今汉水以北至南阳城区之间,且这种位置关系当不晚于申国南迁之西周晚期周宣王时。
       杜预所说的鄾在邓县南沔水之北,是当时鄾城所在地,北望邓之国都。鄾正是中心位于今邓州的邓国南方之边鄙。
       邓城城址位于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城区西北的高新区团山镇邓城村。我们推想一下,如果在同一个时间段内,鄾国和邓城并存的话,仅有八里的间隔,绝对容不下一个据称是古邓侯国国都的邓城,和一个从属国的都城鄾城。况且,一个子爵之国的地盘,怎么可能只有沿汉江几里地的一线天?一个距“都城”仅有八里的城池,怎能称之为“南鄙”?“鄙”是边境之意,邓城已经位于邓国的边境,其东南八里怎么可能又有一个边境的边境?
       为了和仅距汉水不足5公里的“邓都”相匹配,持邓城“邓国都城”说的人假想中“以邓城为中心”的邓国也只好袖珍化,“北至新野,西邻庙滩(与樊城区太平店镇隔江相望),南抵汉水,东达滚河中游”。这哪像一个周王室倚重的南部侯国的版图?


谷歌地图中邓城到汉水的距离不足5公里
 
       关于周朝邓国的南北范围,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王先福在《考古学视域下的邓国地望新探》(发表于《江汉考古》2021年第2期)中说:“则邓国位于今汉水以北至南阳城区之间,且这种位置关系当不晚于申国南迁之西周晚期周宣王时。”
       还有一个不同的说法,出自司马贞《索隐》:“刘氏以为今襄州南凤林山是古邓祁侯之国,在楚之北境,故云阻以邓林也。”
       司马贞的这段文字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邓祁侯国灭之时邓国的具体位置——唐代的襄州南凤林山。
       看来,为了推翻邓国国都在古穰城的结论,上述信息也顾不得邓城了。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在鄾国灭亡时,邓城根本就不存在。
       从时间上看,春秋晚期前段之前,邓县(即邓城)则不见于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
       关于邓城的设立时间,河南省中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南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原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保同说得很清,那就是“襄阳郡是在东晋方才设立的,新设邓城为其所属。”张保同著《古邓国、邓县的地望与诸葛亮躬耕地》记载:“《路史·国名记》引南朝任肪《地记》云:‘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襄阳郡是在东晋方才设立的,新设邓城为其所属。秦置南郡、南阳郡,以汉水为界,汉水之南为南郡,汉水之北为南阳郡,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
       另外,持邓城“邓国都城说”的人津津乐道的“根据”,是邓城周围的古墓葬及出土文物。特别重要的是,墓地出土了春秋晚期的《邓公乘鼎》《邓尹疾鼎》,表明了墓地中葬有包括楚邓县县公在内的高等级贵族。而我们知道,邓国被灭的时间《左传·庄公六年》有载:“楚文王伐申,过邓……十六年(前678年),楚复伐邓,灭之”。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以鲁西奇教授为首15人组成的考察组,于2018年5月,实地考察了邓城遗址与楚皇城遗址,形成的《湖北襄阳城市历史地理考察报告》(发表于《中国人文田野》第9辑)中也指出,“从城垣包含的陶片看,其最早也不过春秋中期。出现这种情况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城址的始筑年代为春秋中期,之前则无城垣,但有中心聚落;二是此地在春秋中期才兴起,并与楚的占领有关。”而鄾国和邓国的灭亡是在春秋的前期。
       分布密集的遗址、墓地等楚、秦、汉文化遗存紧绕邓城城址周边,且村落遗址规模有别,墓地等级、族属有异,形成了与作为中心的邓城城址发展脉络相配套的墓地布局,从实物资料方面证实了邓城城址的中心地位,并与东汉以后各代文献和诸多学者所考邓城曾先后为楚、秦、汉邓县治所相吻合。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治所在邓城的邓县,而不是公元前678年前的邓国!
       鱼目很难充珍珠。王先福《考古学视域下的邓国地望新探》就此作出结论:“古籍记载,楚、邓之间还相隔着鄾、鄢两个小国。而鄾在邓之南鄙。今宜城县与襄阳相距只有几十里之远,而楚本身又有百里之地,怎能会容下鄾、邓两个国家呢?古邓国只能距楚国更靠北处。” “目前由于考古工作所限,缺少与都城内布局相关联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等核心遗存的考古实证,都城的具体位置似乎难以确定,而原来学者考证为邓国都城之邓城城址的实物证据似乎并不充分。”相反,邓州市城东南角邓侯吾离陵恰恰就能证明,邓州市城区就是当时邓国的都城。
       公元前七百多年,鄾国确实存在,但它非但不能证明那时邓城同样存在,相反,恰恰证明了鄾国存在时,邓城并不存在。鄾国灭亡后,楚文王分封邓陵子管辖邓城未形成前的聚落,治理鄾国留下的地盘。邓国灭亡后,楚国迁移灭国的邓国的遗老遗少到邓城,到东晋时这个地方才叫邓城。邓城周围的墓葬和出土文物,才和“邓”字有了联系。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有必要剥去邓城“邓都”的“皇帝的新装”,还原其古邓县、邓城县县治的本来面目。其实,有一片古县治的遗址就很值得珍贵了,好好保护就是了,何必处心积虑地去争取越级提拔为侯国的都城呢?可惜帽子太大,而头太小,那是怎么也戴不稳当的。
       (作者简介,张宗成,河南省特级教师,武汉科技大学终身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