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邓姓之源网-邓州市邓姓文化研究会主办官网!
当前位置:主页 > 新闻动态 > 热点推荐 >

历史不是泥巴捏的 ——再论襄阳邓城不可能是邓国都城

发布时间:2024-09-13 07:49:17 人气: 来源:未知

历史不是泥巴捏的
——再论襄阳邓城不可能是邓国都城
张宗成

       【作者简介】张宗成,男,河南省特级教师,武汉科技大学国学研究中心终身客座研究员。河南省教育专家。中国新文学学会姚雪垠研究会理事,邓州市邓姓文化研究会名誉副会长,邓州市李贤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多年来,深入研究邓姓文化和范仲淹、姚雪垠、李贤等根亲文化和名人文化,取得了丰硕成果。创作出版有《作文新视角》《研究真好》等七部著作。
 

       一、从习凿齿说起
       襄阳与南阳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起源于诸葛亮去世后一百多年的襄阳人习凿齿。
       关于躬耕地,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里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让想把诸葛亮的躬耕地弄到襄阳的习凿齿们很被动。于是,习凿齿在野史《汉晋春秋》里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将“躬耕地”的概念偷换为“家”,并硬生生地将位于汉水之南襄阳城西南郡属下的隆中,划给了“南阳之邓县” 。
       一千多年来,习凿齿用泥巴捏的这一“历史”,成为“襄阳说”的“金科玉律”和重要支撑。他们认为,南阳只能专指南阳郡,并且是习凿齿说的位于“南阳之邓县”的隆中。南阳的郡治叫“宛”而不叫南阳,便排除在南阳之外。本世纪初,习凿齿的继承者们,靠非正常方式争取到修订教科书,在注释中加上了“南阳,今湖北襄阳一带”,堂而皇之地蹭上了南阳的热度。其“中国在朝鲜一带”的荒谬逻辑,让人不齿。著名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得知此事,便用“历史不是泥巴捏的”,发泄了对歪曲历史的那些人的不满,有力地批判了他们为了一己私利,篡改历史的行径。
       无独有偶,近些年,习惯于用泥巴捏历史的那些人,又整出了“邓城是邓国国都”的幺蛾子。
       樊城西北6公里处,有一个邓城遗址,是楚在汉水以北的邑。据专家考证,它是楚文王十二年(前678)楚灭邓后,为安置被灭国的邓国贵族而设立的地方,并因此才与邓国有了那么一点关系。就那么一个仅有0.64平方公里的地方,被一些头脑膨胀的人大胆地认定为“商代至春秋时期的曼姓侯国邓国的国都。”据说,其依据是考古发现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墓葬和青铜器。邓城遗址后来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是他们欢欣鼓舞之外,指鹿为马地宣称:“我们有理由认定:湖北襄阳邓城为商周邓国国都所在地,天下邓姓发源地。”
       原来,这些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邓城遗址大做文章,是要觊觎属于南阳邓州的邓国故都,天下邓姓发源地!
       真实的历史,应该依据正史的记载和文史专家对邓城考古证据为准,一些人的信口雌黄还是应该放回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二、遗址的大小
        邓城遗址的存在,对于考古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对古邓国历史的研究有一定帮助,但不能夸大其词,虚假解读。
        有人描绘邓城遗址,说它的护城河宽就有50米,并据此宣称,“可见,历史上的邓国都城,规模宏大。”
        被称为邓国都城的邓城遗址真的“宏大”吗?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以鲁西奇教授为首15人组成的考察组,于2018年5月,实地考察了邓城遗址与楚皇城遗址,形成了《湖北襄阳城市历史地理考察报告》,该报告全文刊载于《中国人文田野》第9辑。报告中记载:“据实地考察,邓城遗址位于樊城西北的邓城村,呈长方形,系夯土所筑,方向北稍偏西。东、西、南、北分别长766米、713米、896米和858米,城垣底宽约10—15米,残高2—5米,面积0.64平方公里。每面城墙正中各有一个缺口,当为城门遗迹。北城门外侧尚存向外突出数百米的土坡,属瓮城的设施。城外四周有护城河环绕,河宽18—35米。东、西河段分别利用黄龙沟和普陀沟而修。”
       护城河宽度被夸大了近50%,这绝非笔误,而是别有用心,而“历史上的邓国都城,规模宏大”,纯属信口开河。
       《湖北襄阳城市历史地理考察报告》记载:“邓城遗址的规模应在中都等级,达不到“国”的规模。考虑到文献记载中邓国是西周王室分封的南方重要诸侯国,等级较楚国高得多,邓城遗址面积似不符合古邓国国都规格。对比其他为楚国所灭的诸侯国城址面积,例如南阳宛城面积约4平方公里,是古申国所在;河南潢川隆古乡古城,面积约2.5平方公里,邓国被周室封为侯国,其等级高于至少不当低于申、黄等国,从城址面积角度考虑,邓城遗址更像是楚国灭邓之后所设县城;再对比楚国封君、其他楚县面积,则多与邓城遗址规模类似。比较之下,现今所见的邓城遗址更可能是文献所说的楚邓县遗址。”
       这份报告直接否定了邓城遗址是古邓国都城的结论。
       邓城遗址的规模确实太小,一个侯国的遗址仅有低一等级的伯国申国遗址规模的六分之一。那些处心积虑拔高邓城在历史上地位的人,罔顾事实,不顾常识,显示了其不良用心。

       三、城邑的早晚
       国家文物局在认定邓城多处贵族墓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物的年代也是春秋中后期。春秋时代为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邓国存续的时代为公元前1264年至公元前678年。
        《左传》记载:“(鲁庄公)十六年(公元前678年),楚复伐邓,灭之。”即邓国在进入春秋第93年时,即被楚国所灭。而邓国存在近600年,除去进入春秋的93年,在邓城附近出土的邓国文物中有所体现,但没有春秋以前近500年的邓国文物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王先福在《考古学视域下的邓国地望新探》中说:“(邓城)从城垣包含的陶片看,其最早也不过春秋中期。出现这种情况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城址的始筑年代为春秋中期,之前则无城垣,但有中心聚落;二是此地在春秋中期才兴起,并与楚的占领有关。”
       以上论述也足以证明,邓城是春秋中期或以后,邓国灭国以后的城邑的遗址,从时间上说不可能是邓国都城。

       四、位置的偏与中
       2023年8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天地之中: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与布局》,都城集政治统治、文化礼仪、军事指挥与经济管理等功能为一体,其地位可谓“国之大者”。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具有“法天象地”的“择中”理念,具体表现在选址追求的“天下之中”与城市布局的“中轴对称”。
        那么,商周时期的邓国都城选址应该在哪里呢?
        王先福在《考古学视域下的邓国地望新探》中说:“(邓国)具有明确方位的记载见于《左传·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十六年(前678年),楚复伐邓,灭之”。即邓国居楚、申两国之间,时值邓国灭亡前夕。”
       “而此申国显为周宣王“保南土”所迁之南申,《诗·大雅·崧高》描述了申国分封于谢地的盛况,其地望在今南阳城区附近。而据《左传·桓公九年》载,邓南鄙有鄾(yōu)地,杜预注鄾在汉水北岸,这是邓国南境为汉水的又一条文献证据。则邓国位于今汉水以北至南阳城区之间,且这种位置关系当不晚于申国南迁之西周晚期周宣王时。”
       清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1“南阳府·邓州”条下载:“春秋时邓侯国,战国时属楚,秦为南阳郡,两汉因之,晋属义阳郡,后改新野郡,宋齐因之”。
       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黄有汉《古代邓国邓县地望考》记载,乾隆年间编写的《大清一统志》“南阳府·邓州”条下载:“春秋邓国地,战国秦穰邑”。《读史方舆纪要》和《大清一统志》等众多史料证明,古邓国的国都中心所在处应是今河南邓州。
       综合众多史料,商周邓国疆域大致北起南阳盆地北部,东北与中心位于今天南阳市城区的申国接壤;东南部跨越今新野县,与位于今桐柏县一带的曾国相邻;南边到汉水,与楚国相连;西与谷国(今湖北省谷城县)相望。其中心在今邓州市。
       《左传·桓公九年》载:“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
       鄾国位于汉水北,是邓国南鄙;同理,与鄾国紧邻的邓城所在地,属于鄾国的地盘,毫无疑问也是邓国的南鄙。
       邓城位于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团山镇邓城村南部,距汉水5公里左右,处于邓国的最南边。
      对照“天地之中”的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与布局规制,湖北邓城显然不符合建立邓国都城的条件。正如多数朝代定都于洛阳、西安、开封、南京、北京,但绝不可能定都于黑龙江的漠河、海南的三亚等边境之处。况且,邓城距离虎视眈眈的楚国近在咫尺呢。

 

       五、出土文物品质和墓葬等级的高低
       1、出土文物品质的高低
       持襄阳邓城是邓国国都观点的人们,更加津津乐道的是邓城周围丰富的出土文物。他们故意将“事实”模糊化:将结论主观化,说“邓城遗址还曾出土邓公乘鼎等重器。”“根据考古发掘认定:邓城是春秋时期邓国的故都。”
       那么,考古发现真实情况如何呢?
       在湖北,在襄阳出土了有邓国标志的邓公乘鼎,这是事实,但邓城遗址并不是这件文物的出土地。邓公乘鼎是春秋时期的器物,1974年出土于湖北襄阳县山湾楚墓。把出土地说成是邓城遗址,绝对是移花接木。鼎的铭文“(邓)公乘自乍(作),(其眉寿)无(期),羕(永)保永之”。表明鼎为名“乘”邓国君铸造。在楚地墓葬埋藏并出土,是有特殊原因的。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入春秋93年,作为外甥的楚文王,武力灭了舅舅为国君的邓国,从邓国的宗庙里掠走了所有的国之重器。在襄阳的其他地方也出土有与邓国相关的器物,其来源除了武力抢掠这一途径,应该还有邓楚联姻时有大量的陪嫁器物。在襄阳其他地方出土大量青铜器等文物,是因为在距襄阳仅六七十里的宜城曾有楚皇城在。而那个鼎的主人“邓公乘”并非属于侯国邓国的“邓公”,而是后来邓城设县后管理邓城的县公。
       邓城遗址附近有大量的低品质出土器物,应该是被灭国的邓国遗老遗少被迫南迁时带到邓城的心爱之物。
       《湖北襄阳城市历史地理考察报告》载:“比较邓城遗址和楚皇城的墓葬规制和出土文物可知,汉水北岸的邓城遗址规模则较小。文物品格也比较低。墓葬中埋藏的低品格文物应该是他们的私人收藏。这也侧面说明,楚灭邓后,迁灭国后的邓国贵族到邓城,应该是可信的。”
       2、墓葬等级的高低
       《湖北襄阳城市历史地理考察报告》从楚皇城与邓城周围墓葬规格上说:“楚皇城周围应该聚集着为数较多的等级不低的楚国贵族。”
         “相较而言,汉水北岸的邓城遗址规模则较小。”
        “通过对比楚皇城与邓城的城邑遗址面积,周围墓葬的大小形态,所出异国青铜器不难看出,楚皇城和邓城曾有一段并立的时期,而且楚皇城的级别要比邓城高很多,聚集着一批大贵族,从城内曾出土的‘王’字画印可以推测,楚王或者与楚王关系密切的王室重臣曾经驻在楚皇城。邓城周围少有贵族聚集,墓葬中只是偶能见到大夫级别的,从周围所出的异国铜器所看,邓城可能接纳异国等级较低的移民,或是承担一些军事方面的职能。”
       从上述邓城墓葬等级较低上可以看出,邓城不像正常都城那样,周围有高等级的王室重臣等贵族的墓葬,也间接证明邓城没有做过邓国都城。

       六、“邓国故址”的名与实
       邓城遗址立有一块石碑,上有“邓国故址”的标识,由襄樊市政府2007年3月28日制作。
       地名应当是写在大地上的史书。任何事物都应当有名有实,名实相符。那么,立在邓城遗址上的“邓国故址”之名和它的“实”是否相符呢?
       《左传·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载:“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
        魏晋时期军事家、经学家、律学家杜预注鄾在汉水北岸。
       据史料记载,鄾国为曼姓国,商王武丁曾封季父曼于河(指汉水)北,鄾为其后裔。周时居此,为邓的附属国,后灭于楚。《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邓城县“鄾城”条云:“即古鄾子之国。邓之南鄙”。《方舆纪要》卷79襄阳府襄阳县“邓城”条附“鄾城”引《寰宇记》云:“鄾城在邓城南八里”。
谷歌地图中邓城到汉水的距离
 
       问题是邓城和鄾国不会同时存在。因为鄾国是有正史记载的邓国属国,鄾国、邓城都在汉水北边,两地相距8里,如果二者同时存在,而邓城真的是邓国都城,那么同为“汉水以北”的鄾国往哪里摆?唯一的可能,就是二者没有同时存在,邓城所在的地方原是鄾国的土地,说明邓城是在鄾国以后或邓国灭国之后才有的。
       此结论在本文第二部分“遗址的大小”、第三部分“城邑的早晚”和《湖北襄阳城市历史地理考察报告》中得到证实。
       鄾国是邓国附属国,邓城因有鄾国而得以成为“邓国故址”,又因安置灭国的邓国贵族而得以成为城池。只是需要了解,公元前703年,在“鄾人宵溃”之后,位于汉江以北的地盘成了楚国的,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原属鄾国的邓城,就不再属于邓国了。说邓城遗址是邓国故址,那邓国只能是鄾国灭亡之前的邓国。楚巴灭鄾后,邓国又存在了26年,公元前678年的邓国被楚国所灭,邓国子民为了纪念故国,以国为姓,自此产生了邓姓。所以,26年前已纳入楚国属地的邓城,根本没资格说是邓姓的发源地。
       楚灭鄾国后,已归楚国版图的邓城,非要说属于邓国,而且还是邓国的都城。这不禁让人想起他们在强争诸葛亮躬耕地时,说南阳专指南阳郡,南阳郡不包括郡治宛城。按他们的逻辑,古邓国指的是全境,当然也不包括邓城。可偏偏就冒出个邓城竟还是邓国的都城,哪有这样的道理!
       不信请看,他们的论文中就自豪地宣称:“考古挖掘证明,襄阳邓城遗址就是古邓国国都遗址,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授该遗址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与法理依据。”马上就将邓国故址偷换成了邓国国都遗址,这是标准式的偷梁换柱,偷换概念!须知,邓国疆域范围内所有的土地,都能称为“邓国故址”。但是,无论是邓城遗址、还是南北朝时期邓县遗址,甚至是邓国故址,这都与邓国国都遗址并不是一码事儿。邓城是邓国故址,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不等于是邓国国都所在地,更没有任何理由说它是邓姓发源地。
       在那些善变(辩)的人那里,是没有黑白之分的。邓城的邓国遗址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仅仅是保护这一曾与邓国有关联的遗址的责任,而不能成为篡改历史的依据!
       “什么叫历史?历史由时间与空间组成,是相对于现在的过去式时空的存在。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现在所读的叫着“历史”的课本或书籍或相关文章等这些纸质记忆,仅仅是历史中特定人物的记忆、记录或认识。”襄阳有人就历史发出的这“高论”,道出了他们不尊重历史,随意对待历史的原因。
       用泥巴捏历史,实际上就是断章取义地篡改历史、捏造历史,以达到混淆视听、夹带私货、哗众取宠的目的。习凿齿和他的后继者们,用卑劣的手法,颠倒黑白,兜售其奸。其目的不可能得逞,其结果必然贻笑大方,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