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邓姓发源地在邓州”在弘扬传统姓氏文化中的文化意义

发布时间：2024-01-27 18:52:00 人气：来源：本站信息

浅谈“邓姓发源地在邓州”在弘扬传统姓氏文化中的文化意义
◇ 王春玲

邓姓是来源于邓国的一个姓氏，因邓州是古邓国及国都所在地，故邓州就是邓姓发源地。因邓国而衍生的邓国文化以及由邓姓而产生的邓姓文化都属于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邓国文化、邓姓文化亦是具有独特特质的文化形态，本文立足于“邓姓发源地在邓州”这一文化现象，探讨“邓姓发源地在邓州”在弘扬传统文化姓氏中的文化意义，以就教于方家。
邓姓发源于邓州既是学界的共识，亦为邓姓后人所认同。所见相关姓氏文化研究的史料对此都有比较明确的记述，我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在《邓国邓姓邓人》一书中对邓姓发源于邓州有详细的探讨，这里再略作概述。
邓州历史上的邓国分为两个阶段：建立于夏代的姒（sì）姓邓国和建立于殷商时的曼姓邓国。
夏帝仲康在位时，夏王室为巩固对控制地域的管辖，通过分封子弟到各地的办法以加强统治。仲康把其儿子封于邓地建立了姒姓邓国。夏代邓国的疆域要比现在邓州辖区的面积大，现今的邓州市既是大禹建立夏朝初年的国都，也是当时邓国的国都。
商灭夏后，邓国依旧存在，直到商武丁时期，力行王道，国势强盛，四处征伐，征服了南部的荆蛮地区，其中也包括夏代邓国。武丁遂将他的一个叔父曼公德阳封到夏代邓国的所在地，建立了曼姓邓国，以加强对这一区域的统治。曼公德阳成为有记载的邓国的第一位国君。

西周时，邓国作为“屏周”的异姓诸侯国存在于周王朝的南部版图之上，并且是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主要方国之一。《左传》中就有多条关于邓国的记载，这些记载的内容涉及邓国侯吾离、邓祁侯以及邓国与楚国、巴国的关系等。具体记载的事件有邓侯吾离访问鲁国、邓与楚巴联军之间的战争，楚文王过邓伐申，以及两次攻打邓国的战争等。
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制不断瓦解的时期，在各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征战中“礼崩乐坏”，势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势力弱小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势力弱小的方国难保国祚（zuò），纷纷被灭。邓国处于楚国向北扩张的要道之上，被灭就成为历史之必然。公元前678年，邓国被楚文王所灭。至此，历经夏、商、西周至春秋初年的邓国不复存在，其漫长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作为邓州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永远载入史册。
邓国被灭了，邓姓产生了。唐代林宝《元和姓纂》记载：“邓，曼姓，殷时侯国也。春秋时，邓侯吾离朝鲁，后为楚文王所灭，子孙以国为氏。”宋代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记载：“邓，古国名，本曼姓，其后称邓氏。”四川广安邓小平故里所藏《邓氏分谱序》中亦写道:“我姓始于周之邓国，盛于汉之高密（注：邓禹被封高密侯），一朝三驸马，一门二十九侯，唐、宋、元、明代有伟人……”所有记载都指向邓姓发端于殷商邓国，故而邓氏后人就把曼姓邓国开国侯曼公德阳尊为得姓始祖。
邓姓自从殷商邓国产生于邓州大地以来，经过三千多年的发展，在国内的各个省及直辖市都有分布，在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也有分布。分布较多的有港澳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
邓氏一族可谓一木千枝，千枝万叶。2020年11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邓姓在当今中国的姓氏中排在第34位，人数逾850万，成为汉族大姓之一，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
邓州作为邓姓人得姓的祖根地，自古就被邓姓族人所认可。早在东汉初期，新野人邓禹在辅佐汉光武帝刘秀定鼎天下之后，因功荣任太尉之职，虽位高权重、身份显赫，但仍心怀故里邓州，回到故里邓州省亲。邓州人感念邓禹崇先敬祖之美德，修建太尉台（今邓州市城区古城广场处）以作纪念。

历史上，邓姓后人无论何种原因迁离邓州远播他乡，都念念不忘故里邓州。当历史的车轮驰入20世纪80年代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寻根问祖渐成风尚。邓姓寻根亦如浪相逐，回到邓州的邓姓人接踵而至。1989年3月3日，马来西亚邓氏后裔邓威廉先生专程回邓寻根，并将随身携带的《邓氏族谱》赠予邓州。1996年10月20日，美国、泰国和台湾、香港及广东东莞等地邓氏宗亲联谊会寻根团，一行70人来邓州寻根联谊。这两起寻根之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海外邓姓华人参与回到邓州寻根的开端。此后，来邓州寻根谒祖的邓姓后人越来越多，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也越来越广泛。邓州已成为海内外邓氏后人向往的精神家园。

邓国文化、邓姓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邓州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自古至今都得到了学者专家们的重视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当今，研究宣传邓国、邓姓文化已成为邓州常态化的文化工作。尤其是在邓州市委、市政府的重视支持下，所开展的一系列邓姓文化研讨活动，对扩大邓姓文化的影响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要进一步研究宣传好邓姓文化，就必须充分认识“邓姓发源地在邓州”在弘扬传统姓氏文化中的文化意义。

表现之一：邓州是促成“邓姓文化”形成的肥沃之壤。
邓州所在的南襄盆地气候温润，河流众多，土地肥沃，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活。目前在邓州境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有10处：八里岗遗址、太子岗遗址、杨岗遗址、竹筲（shāo）坡遗址、下岗遗址、郭庄遗址、苏营遗址、河口村遗址、贾营遗址、房山遗址等。根据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对八里岗遗址发掘出土文物标本进行的碳14测年测定，八里岗遗址有聚落形成的时间上限距今约为6800年，这也是目前已知邓州有人类存在并创造远古文明的科学界定。发掘过程中，还在仰韶早期墓地之下发现和部分揭露了距今8500年的贾湖一期文化遗存，虽然只有14座灰坑，至少可以说明在距今8500年前后，邓州就应该已经有人类存在了。
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南阳辖区唐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情况的调查，邓州的太子岗遗址是所有遗址中面积最大的一处，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以上。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邓州是原始人相对集中聚居的中心所在地，也是支撑夏代在邓州这块土地上设立邓国的决定因素之一，就是人口资源的相对充足。
关于远古时代的邓州，还有“邓林”“邓墟”以及“邓伯温部落”“禹都”所在地在邓州的记述，这既表明在“夏帝仲康封其子于邓”时，“邓”已作为一个地名被固定下来了，同样也为立国为“邓”奠定了基础。夏代邓国的设立使邓州文明历史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其后1300余年的辉煌邓国历史成为邓州人的骄傲，由邓国继而产生邓姓，由邓国国都到设穰县以至于隋设邓州，一个“邓”字贯穿整个邓州发展史。
邓州由“禹都”变成邓国国都，而后一直是穰县、邓州的治所所在地，直到今天，邓州仍是古邓国时已有城市建制且历史不断环的城市之一，因此邓州就被史界作为邓国的地标而标明“邓姓发源地在邓州”。
表现之二：对邓姓文化体系构建的意义。

关于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物质、精神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之总和，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任何文化体系的构成都包含有历史、地理、信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多要素。邓姓文化作为姓氏文化范畴的文化现象，其体系的构成不仅如此，更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包含邓姓形成的历史背景、发展演化过程以及整个邓姓群体在邓姓文化形成过程中的贡献等，还有就是与邓姓文化相关的精神的以及具象的物化表现等各方面。就邓姓文化而言，究其核心主要有：产生的背景、原因、形成及认同的过程、对后世的影响等，具体表现在：诞生地问题、郡望堂号、族系、谱牒、宗祠、宗族伦理、圣迹等。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构成凝固宗族亲情的纽带，都是构建姓氏文化体系的重要环节。因此，研究每一项文化要素都必须做到准确无误。其中发源地问题无疑是构建整体文化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常言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邓姓之源何在，答案是在邓州，就是说必须把“邓姓发源地在邓州”作为邓姓文化体系的一环加以固定，不能产生异议。当然，在姓氏文化研究中，往往存在有姓氏多元说，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比如一些大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或因为改姓或因为赐姓等造成姓氏渊源多元说，但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即便存在有多元说的现象，但其中必有一个渊源是根本的、是主流的。就邓姓而言，发源于邓州就是主流的。

在邓姓中还有外姓改为邓姓的，如唐代李姓改为邓姓。《姓氏词典》《安化邓氏族谱序》及《宁都宣城邓氏初修族谱》都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国主李璟（jǐng）的第八个儿子也就是南唐后主李煜（yù）之弟李从镒(yì)，曾封邓王。李从镒之子李天和于北宋初年为逃避宋太祖的迫害，隐姓埋名，用其父封号“邓”为姓氏，避居新淦（今江西新干县）桃溪村。再如：熊姓改邓姓：湖北荆门《邓氏族谱》记载，湖北孝感人熊友义，明朝时因躲避战乱逃到荆门象山，在此定居并娶当地邓氏为妻，其子随母姓而姓邓。其他还有少数民族内的邓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邓姓不仅是汉族的姓氏，而且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内也存在有邓姓。这些少数民族有：满族、瑶族、水族、壮族、土家族、京族、彝族、苗族、羌族、蒙古族、哈尼族等。不同民族邓姓的成因也不尽相同，但大多都是受汉文化的姓氏影响而产生的，有的少数民族邓姓就植根于汉族邓姓，如满族邓姓。无论是外族改为邓姓或是少数民族内的邓姓，与源于邓州的邓姓族众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都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表现之三：符合姓氏文化研究中需遵循的“文化认同”理念的要求。
文化认同是一个大概念，其核心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认可，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在姓氏文化研究中尤其要遵循“文化认同”的理念，不能因为个体对整体文化的差异性认识而怀疑构成整体文化体系的认同感。就邓姓文化而言，在漫长的演化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若干具有“文化认同”性文化现象。“邓姓以国为姓”“邓姓发源地在邓州”“曼公为得姓始祖”、邓姓人共同认可的“南阳堂”等等就是邓姓文化认同中的个体认同，只有使不同的个体文化现象都被大家所认同，那么邓姓文化才能构成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并纳入中华传统姓氏文化的大体系之中。

表现之四：对打造邓州文化名片、服务邓州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

邓姓发源于邓州，衍生而成的邓姓文化就植根于邓州，是邓州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研究传承好邓姓文化既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更有利于促进当今邓州文化的发展。在邓州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邓州这块肥沃的大地上产生了许多与邓姓文化一样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文化现象，诸如因祖籍邓州的张仲景而形成的“中医中药文化”，因范仲淹在邓州创作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而诞生的“忧乐文化”，因同为雷锋战友所成立的“邓州编外雷锋团”而形成的“奉献文化”等等，都是邓州文化的优秀基因，是具有软实力的文化生产力，是打造邓州文化名片的有效载体。目前邓州打造的这些文化名片对提升邓州知名度、扩大邓州的文化影响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就邓姓文化而言，随着邓姓文化研究、宣传的持续开展，其成为邓州文化名片的效应也在不断地被放大，不仅弘扬了祖国传统文化，也增进了境外、海外邓姓后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增强了他们对祖国家园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广大邓姓后人对邓州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希望来邓州探亲谒祖、交流文化、投资置业的愿望进一步增强，这就是利用邓姓文化根亲资源打造邓州文化名片的结果，将对促进邓州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邓姓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要做好邓姓文化研究与宣传工作，就必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把握好正确的研究方向，创新工作方法，不断将邓姓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工作持续推向深入，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