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桓公二年，《春秋》记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左传》进一步解读，“始惧楚也”。楚国作为一个敢于问鼎中原的新兴国家，就邓国而言，一定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就看到了楚国向北扩张的野心。这种情况下，作为楚国的近邻，邓国自然就成为地地道道地前线国家！
不论《春秋》还是《左传》，只提到了蔡侯、郑伯会于“邓”，没有说“邓”是否也是与会者，更没有说清楚这里的“邓”究竟是哪儿？这个问题在历史上的确成了真问题。一派认为，“邓”应该是蔡国属地，即今天的邓襄镇。原因是邓国很远，蔡侯、郑伯不会远去邓国会晤。而《公羊传》及更多学者认为蔡侯、郑伯所去之地就是邓国，今天河南南阳的邓州市。
历史上的邓国，非常古老。据说早在商王朝的武丁时期就封其叔父为邓侯，建立邓国。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谱》推算，邓国被封的时间在公元前1240年。邓国进入西周，一直是周王室在南方的重要诸侯国家。根据文物，成、康时代的盂爵铭有“王令盂宁邓伯”之句，记述了周王派盂慰问邓国君之事。西周中期开始，有关铭文上邓君一律称“公”，反映了邓国地位的进一步提高。邓国历经西周、春秋，一直延续了六百多年，最终为楚所灭。
鲁桓公二年，邓国当然存在。邓国的都城在今邓州市，此地离楚国当时的都城丹江口只有54公里，非常接近。如此接近的两个国家，必然会非常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楚国不断崛起，邓国必然最先感受。邓国遵循华夏之礼，又一直与周王室关系密切，看到这样的情形，必然会向中原诸侯通报。甚至，这次蔡侯、郑伯在邓会晤，也有可能是邓国促成的。此时邓国国君名吾离，子姓。
邓国离蔡国这时的都城上蔡大约215公里左右，离新郑254公里，这个路程都在春秋期间国君远足出访的合理区间内。比如，齐、郑盟于石门，郑庄公远去400公里。就此而言，蔡侯、郑伯来到邓国，距离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必须窥探楚国的究竟。这个究竟，只有邓国最清楚。估计邓国国君做了大量的准备，有充分的证据性材料向两位远道而来的贵宾加以展示。这种展示，甚至是深入楚地的窥探。不然，作为郑庄公这样敢作敢为、隐忍不发的人，岂能就“害怕”起来！
但是，为什么这次会晤记载中没有提及邓国之君？这大概和获得信息的来源有关。郑国、蔡国和鲁国存在盟友关系，郑庄公出访归来，应该向鲁国通报重大情况。但是，鲁国史官记载时，只对盟国国君的行为进行记载。邓国国君在鲁史中被忽略，并不等于邓国国君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另外，这次会晤不是会盟，有点侦查的味道，只是鉴于发现情况的重要而被记录，因此只记载了最重要的成果。所谓“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左传》中的记载就是这次会晤的“事”。
当然，邓国作为前线国家，究竟还是挡不住楚国的崛起。30年后，即公元前678年，也即鲁庄公十六年，楚国吞并了邓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