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是古邓国所在地，是邓姓发源地，一个“邓”字从远古走到今天，成为贯穿邓州历史发展的主脉络之一。
但“邓”字的渊源在哪里呢，这得从远古时代的氏族部落首领邓伯温、邓林以及邓域说起。
据传，早在炎黄二帝时，一个以“邓”命名的远古部落“邓伯温部落”就已出现在今邓州一带，并跟随黄帝大战蚩尤于涿鹿之野。
关于“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泥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邓林就在邓州境内现邓州西南方的林扒镇就是“邓林”所在地，古时这里就称邓林镇。
邓墟指舜帝在邓地活动留下的遗迹。关于舜在邓地的活动，《庄子·徐无鬼篇》记载：“舜有善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墟而十有万家。”邓城就在现今邓州市西北赵集镇朱岗王村一带，民国时称“舞友乡”朱岗王村北有一个大土丘，当地人称之为“七友墟”，就是“邓墟”所在地。
以上三则与“邓”有关的记载或传说，是先民留下的已知为数不多的关于邓州史前文化的主要文献，她在朦胧的勾勒出邓州史前社会形态雏形的同时，也为研究“邓”地的形成提供了佐证。
到夏代，邓地成为邓国所在地。清乾隆《邓州志》转引司马迁《史记》记载：“夏帝仲康封子于邓”，建立邓国，由此开启了邓地为期一千三百余年的邓国历史时期。邓州历史上的邓国分为两个阶段：建立于夏代的邓国和建立于殷商时的邓国。
值夏帝仲康在位时，夏王室为巩固对控制地域的管辖，通过分封子弟到各地的办法以加强统治。仲康把其儿子封于邓地建立邓国，这表明邓地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也说明这里原有的“邓”地已在夏王朝的统治之下，宋罗泌《路史·国名纪四》对此有记载：“邓，仲康子国，楚之北境，史云阻之以邓林者，今之南阳。故杜佑以为禹都。”因《路史》成书于宋代，宋时的南阳就是今天的邓州，在唐宋两代，邓州和南阳实指一个地方就是邓州，只是不同时期的称呼不同，几易其名，但治所一直在邓州，故史称“邓州南阳郡”。宋时的邓州曾辖五县：穰(今邓州市)。南阳(今南阳市)、内乡、顺阳(今淅川南部延伸入湖北)、淅川，按此推算，夏代邓国的疆域要比现在邓州辖区的面积大，现今的邓州市既是大禹建立夏朝初年的国都，也是当时邓国的国都。
商灭夏后，邓国依旧存在，直到商武丁时期，力行王道、嘉靖殷邦，国势强盛，四处征伐，先后征服了商王朝南部荆蛮地区，其中就包括夏代邓国。为了加强对广大被征服地区的控制，武丁将他的一个叔父曼公封到已被商王朝征服的夏代邓国的所在地，并建立了殷商邓国，曼公就是殷商邓国的第一位国君。
周灭商后，建立于武丁年间的邓国仍然存在并得到了发展。在西周时期，邓国作为“屏周”的异姓诸侯国，一直存在于周王朝的南部版图之上。
到春秋时期直至邓国被楚国灭掉这段时间，邓国是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主要方国之一。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制不断瓦解的时期，在各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征战中“礼崩乐坏”，势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势力弱小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邓国也面临着日益强大的楚国的威胁。《左传》等有多条关于春秋时期邓国的记载，这些记载的内容涉及到邓国侯吾离、邓祁侯以及邓国与楚国、巴国关系等。《左传·桓公元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左传·桓公七年》：“七年春，谷伯、邓侯来朝”；《左传·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鄧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道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鄧。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鄧。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鄧人宵溃。”《左传·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注：同脐)，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邓侯曰：‘人将不食吾余。’对曰：‘若不从三臣，抑社稷实不血食，而君焉取余?’弗从。还年，楚子伐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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