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邓姓发源地与邓姓南阳郡望 作者 殷中玲
发布时间：2011-12-23 16:59:00 人气： 来源：未知
浅谈邓姓发源地与邓姓南阳郡望
邓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邓姓文化研究会会长 殷中玲
姓氏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姓氏学研究表明，姓与氏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氏族社会时期，姓的产生早于氏，是具有不同意义的两个文化概念，即“姓别婚姻，氏明贵贱”。到战国乃至西汉以后，姓氏合一，就形成了后来专一用来区别族群的文化符号“姓”。关于姓氏文化的研究，自“姓”出现后，就已开始。姓氏文化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有许多，其中姓氏发源地与郡望是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姓氏发源地指某姓最早在某地形成，姓氏郡望指某姓形成后，由于不同的原因分布到不同的地方，并成为某地的望族，这个地方就被尊称为某姓的郡望。姓氏发源地和姓氏郡望是两个不同的文化概念，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有本质差异。相同之处为两者都是与某一姓氏有关联的某个地方，不同之处是姓氏发源地是得姓之源之根，而郡望则是姓氏之流之枝。一般讲，姓氏的发源地具有唯一性，而姓氏郡望则具有多样性的特点。邓姓亦不例外，其发源地只有一个就是古邓国所在地邓州，而其郡望则有南阳郡、陈郡、长沙郡等多个。本人在从事邓姓文化宣传与广大邓氏宗亲交往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宗亲对邓姓发源地与邓姓南阳郡望的概念混淆不清，对两者分别是两个不同地域概念有模糊认识，本文拟就邓姓发源地与邓姓南阳郡望的关系作以阐述，正本清源，以有裨益于邓姓文化之宣传，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邓姓发源于古邓国，邓州是邓姓唯一的发源地
关于邓姓得姓时间及发源地的问题，目前常见有以下几种观点：得姓于殷商邓国，发源地在今河南邓州；得姓于史前夸父，无具体发源地；得姓于夏代、发源地在邓州；得姓于古邓国，发源地在新野；得姓于殷商邓国吾离侯时，发源地在邓州等等。在以上几种观点中，“得姓于殷商邓国，发源地在今河南邓州”，已得到了全球多数邓姓华人认可，并共尊殷商邓国的开基国君曼公为一世祖。根据考证，其它几种观点都不准确，有值得商榷之处。
将邓姓得姓定于夸父之时基于“夸父追日”的神话传说。《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至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在《海外北经》中又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则神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夸父追日，弃杖化为邓林。”后人将夸父尊为邓氏先祖的原因就是文中有一个“邓”字，并尊称夸父为“邓夸父”。
夸父是原始社会氏族社会时期的一位神话人物，他与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黄二帝一样，都是中华史前传说中的部落首领，是受后人尊敬的英雄。上述神话传说为我们提供一些出现这些神话的历史背景的一些历史信息：在远古时有一个崇尚蛇（或说以蛇为图腾）的部落，它的首领叫夸父。在他统治部落时期，炙热的太阳毒烤着大地，天下大旱，万物生灵都奄奄一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他决心捉住太阳，征服它，但终未成功，“道渴而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先民们为了生存勇敢地同大自然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并由此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美好传统。夸父弃杖化作的“邓林”的位置，据《荀子议兵》记：“汝颖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淮南子兵略训》：“昔者楚人地……，颖汝以为洫，江汉以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路史国名纪四》：“邓，仲康子国，楚之北境。史云阻之以邓林者，今之南阳（时指邓州）。”《史记礼记集解》“邓林，邓祁侯之国，在楚之北境。”《读史方舆纪要》：“邓州古所称邓林之险。……盖州境古多名材”等记载可知，邓林就在邓州境内，现邓州西南方的林扒镇古时就称邓林镇。
误将夸父定为邓姓邓姓始祖，究其因可能与“邓林”的“邓”字有关。但“邓”字在这里不作“姓”用，它是“林”字的修饰定语，应为地名。至于为什么称“邓林，”而不称“王林”“李林”，说明这个“邓”有所特指，那就是夸父弃杖成林的地方是一个叫“邓”的地方。要说明这一点，还需要先把“邓”字的形成作一介绍。目前，我们所知已形成文字的“邓”字，最原始的形态就是出现在甲骨文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的“邓”字，其字形与现行的“登”相仿。甲骨文为商代文字，已出土带“邓”字铭文青铜器时间较早的为商晚期器，西周、春秋、战国器稍多，“登”（邓）是一个象形字，形为一个人双手向上高高的举着一个“豆”状的器物，意为举豆盛物祭祀天地神灵，或为祭祀先祖。据专家考证，目前所出带“邓（登）”字铭文的青铜器，都与成立于殷商时期的古邓国的存在时段相吻合且都与殷商邓国有关，这就说明，“邓”字的演变形成与邓国也是有关的。当然，文字的形成是有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的。青铜器铭文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在其前一定存在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与“邓”字有关的早期传说除“夸父弃杖化为邓林”外，还有“邓伯温部落”和“邓墟”。
据传，早在炎黄二帝时，一个以“邓”命名的远古部落就已出现在今邓州一带，并跟随黄帝大战蚩尤于涿鹿之野。黄帝与炎帝并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司马迁《史记五帝本记》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黄帝居于轩辕之丘。”又因在姬水生长成人，故称之为轩辕氏，姬姓。其父少典在有熊（今河南新郑）建立了以龙为图腾的国家，又被称为有熊氏。有熊氏在当时其实就是一个大的部落，黄帝是部落首领。据史学界考证，黄帝生活的年代约在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龙山文化时期，那时就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期。黄帝与炎帝之间以及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其实就是部落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也是中国原始社会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必然结果。黄帝战胜炎帝后部落联盟进一步扩大，邓伯温领导的那个邓部落应是在这个时候加入黄帝部落联盟的，因此，当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发生冲突时，邓伯温部落义不容辞的跟随黄帝去大战蚩尤了。邓州辖境内现今存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基本上都有龙山文化的遗存，虽然我们不能证明那就是邓伯温部落遗留下来的，但它们足以证明类似邓伯温部落的存在是可能的。
邓墟指舜帝在邓地活动留下的遗迹。舜，中国古代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与其之前的尧及其后的禹并称为传说中的圣王。关于舜在邓地的活动，《庄子徐无鬼篇》记载：“舜有善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墟而十有万家。”《路史后记十一》亦载：“舜其仁也乎，编蒲处罟，躬耕处苦，而民从之。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至邓之墟而百千万家。大小悦之，秀士以从，雄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訾、秦宇、灵甫，不辟而至，为之七友。”清乾隆《邓州志隐逸》记载：“舜七友：舜至邓墟有秀士七人，曰：雄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訾、秦宇、灵甫，皆不辟而至，为之七友。后既禅而七人逃之。”舜是中国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相传因德继尧成为部落首领，之后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尧舜禹是继炎黄之后受后人称赞的中国早期的杰出人物。舜活动的年代在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成立之前，在邓州现存的太子岗遗址、八里岗遗址、杨岗遗址等大型的早期古文化遗址中，其完整的文化序列中都包含有舜所在的那个年代的文化内涵，这证明了邓墟存在的可能性。在现今邓州市西北赵集镇朱岗王村一带，民国时称“舜友乡”。朱岗王村北有一个大土丘，当地人称之为“七友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在村边还树立着刻有歌颂舜友墟诗文的石碑，诗文为：“迟日暖暖度前除，直到仲和二月初。草透堤岸黄上柳，风光逗留七友墟。大舜受禅七友去，万古高风莫能步。四千年来此间老，谁过故墟题一句。”
以上三载与“邓”有关的记载或传说，是先民留下的已知为数不多的关于邓州史前文化的主要文献，也是目前所知涉及邓州史前文化仅有的重要内容。她在朦胧地勾勒出邓州史前社会形态雏形的同时，也为我们恢复对邓州史前社会状况面貌提供了帮助。我们可以想象，邓州在夏代之前、氏族社会的后期阶段，先是有“邓伯温部落”在这里活动，不久，夸父又涉足邓地，再后来，舜帝也来到了邓地。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庄子》等先秦文献中之所以能出现“邓林”、“邓之墟”等与“邓”字有关的词组，说明在战国之前，“邓”字已成固定用字，并特指一个具体的地方，就是现今邓州的这个地方。其实在战国前的夏代、商代、西周时期，尤其是在夏代时，“邓”已作为特指今邓州这个地方的地名被使用，《路史国名纪丁》载：“邓，仲康子国，楚之北境。史云阻之以邓林者，今之南阳（时指邓州）。”清乾隆《邓州志》转引司马迁《史记》记载：“夏帝仲康封子于邓”，这是邓州历史上有“邓国”之始，也是今邓州这个地方有行政建制之始。
至于邓州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远古时被称为“邓”，“邓”字又是因为什么产生的？目前通行的说法是古字“邓（登）”，源于先民图腾崇拜。除“双手捧豆”祭祀的观点外，尚有“邓（登）”是蛇图腾的夸父族人设立中天建鼓的灵台。建鼓，来源于伏羲氏的龙图腾，伏羲氏的后裔有蛟氏女安登是炎帝的母亲，而夸父是炎帝的子孙，所以在夸父的族徽就是安登的“登”字的观点外，亦说邓由“登”和“步天的脚印”组成等。这些观点是否正确，暂且不说，但可以肯定的是，“邓”字在作为地名使用前的漫长演变过程中，一定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文化符号。根据目前关于中国文字起因的论述：“文字是语言与视觉符号相结合以后产生的符号，文字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它的属性、功能与特点与它的起源紧紧联系在一起。”可知，“邓”字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这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邓伯温部落”“邓林”“邓墟”这些与“邓（登）”相关的文化现象无疑和“邓”字最终形成有密切的关系。据目前的发现，至少在商代出现甲骨文时“邓（登）”已成定型，以至于在甲骨文、铜器铭文乃至战国成书的《山海经》《庄子》等著作中就有了与邓字有关的记载。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邓字在“邑”部，字形为登字旁边加“邑”字，解释为“邓，曼姓之国，今属南阳。”加“邑”表明邓曾建都立邑，或理解为泛指地名。后来，邓字有一个简化过程，先是将“邑”改为“挂耳旁”，后又简化成现今的邓字。
尽管邓字的形成有可能与夸父追日的传说有关，但这不能说明夸父与邓姓起源有关。理由为：目前尚无发现任何明确记载夸父是邓氏先祖的任何文献记载，而后世的姓氏研究专著记载的多是“邓，曼姓，殷时侯国也。后为楚文王所灭，子孙以国为氏。”另外将夸父弃杖化为邓林的邓字冠于夸父之前，也显得牵强，况且还有“邓林即桃林也，邓、桃音相近（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之说。因此，将邓姓得姓于史前夸父的说法不准确。（待续）
邓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邓姓文化研究会会长 殷中玲
姓氏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姓氏学研究表明，姓与氏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氏族社会时期，姓的产生早于氏，是具有不同意义的两个文化概念，即“姓别婚姻，氏明贵贱”。到战国乃至西汉以后，姓氏合一，就形成了后来专一用来区别族群的文化符号“姓”。关于姓氏文化的研究，自“姓”出现后，就已开始。姓氏文化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有许多，其中姓氏发源地与郡望是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姓氏发源地指某姓最早在某地形成，姓氏郡望指某姓形成后，由于不同的原因分布到不同的地方，并成为某地的望族，这个地方就被尊称为某姓的郡望。姓氏发源地和姓氏郡望是两个不同的文化概念，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有本质差异。相同之处为两者都是与某一姓氏有关联的某个地方，不同之处是姓氏发源地是得姓之源之根，而郡望则是姓氏之流之枝。一般讲，姓氏的发源地具有唯一性，而姓氏郡望则具有多样性的特点。邓姓亦不例外，其发源地只有一个就是古邓国所在地邓州，而其郡望则有南阳郡、陈郡、长沙郡等多个。本人在从事邓姓文化宣传与广大邓氏宗亲交往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宗亲对邓姓发源地与邓姓南阳郡望的概念混淆不清，对两者分别是两个不同地域概念有模糊认识，本文拟就邓姓发源地与邓姓南阳郡望的关系作以阐述，正本清源，以有裨益于邓姓文化之宣传，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邓姓发源于古邓国，邓州是邓姓唯一的发源地
关于邓姓得姓时间及发源地的问题，目前常见有以下几种观点：得姓于殷商邓国，发源地在今河南邓州；得姓于史前夸父，无具体发源地；得姓于夏代、发源地在邓州；得姓于古邓国，发源地在新野；得姓于殷商邓国吾离侯时，发源地在邓州等等。在以上几种观点中，“得姓于殷商邓国，发源地在今河南邓州”，已得到了全球多数邓姓华人认可，并共尊殷商邓国的开基国君曼公为一世祖。根据考证，其它几种观点都不准确，有值得商榷之处。
将邓姓得姓定于夸父之时基于“夸父追日”的神话传说。《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至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在《海外北经》中又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则神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夸父追日，弃杖化为邓林。”后人将夸父尊为邓氏先祖的原因就是文中有一个“邓”字，并尊称夸父为“邓夸父”。
夸父是原始社会氏族社会时期的一位神话人物，他与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黄二帝一样，都是中华史前传说中的部落首领，是受后人尊敬的英雄。上述神话传说为我们提供一些出现这些神话的历史背景的一些历史信息：在远古时有一个崇尚蛇（或说以蛇为图腾）的部落，它的首领叫夸父。在他统治部落时期，炙热的太阳毒烤着大地，天下大旱，万物生灵都奄奄一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他决心捉住太阳，征服它，但终未成功，“道渴而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先民们为了生存勇敢地同大自然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并由此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美好传统。夸父弃杖化作的“邓林”的位置，据《荀子议兵》记：“汝颖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淮南子兵略训》：“昔者楚人地……，颖汝以为洫，江汉以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路史国名纪四》：“邓，仲康子国，楚之北境。史云阻之以邓林者，今之南阳（时指邓州）。”《史记礼记集解》“邓林，邓祁侯之国，在楚之北境。”《读史方舆纪要》：“邓州古所称邓林之险。……盖州境古多名材”等记载可知，邓林就在邓州境内，现邓州西南方的林扒镇古时就称邓林镇。
误将夸父定为邓姓邓姓始祖，究其因可能与“邓林”的“邓”字有关。但“邓”字在这里不作“姓”用，它是“林”字的修饰定语，应为地名。至于为什么称“邓林，”而不称“王林”“李林”，说明这个“邓”有所特指，那就是夸父弃杖成林的地方是一个叫“邓”的地方。要说明这一点，还需要先把“邓”字的形成作一介绍。目前，我们所知已形成文字的“邓”字，最原始的形态就是出现在甲骨文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的“邓”字，其字形与现行的“登”相仿。甲骨文为商代文字，已出土带“邓”字铭文青铜器时间较早的为商晚期器，西周、春秋、战国器稍多，“登”（邓）是一个象形字，形为一个人双手向上高高的举着一个“豆”状的器物，意为举豆盛物祭祀天地神灵，或为祭祀先祖。据专家考证，目前所出带“邓（登）”字铭文的青铜器，都与成立于殷商时期的古邓国的存在时段相吻合且都与殷商邓国有关，这就说明，“邓”字的演变形成与邓国也是有关的。当然，文字的形成是有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的。青铜器铭文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在其前一定存在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与“邓”字有关的早期传说除“夸父弃杖化为邓林”外，还有“邓伯温部落”和“邓墟”。
据传，早在炎黄二帝时，一个以“邓”命名的远古部落就已出现在今邓州一带，并跟随黄帝大战蚩尤于涿鹿之野。黄帝与炎帝并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司马迁《史记五帝本记》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黄帝居于轩辕之丘。”又因在姬水生长成人，故称之为轩辕氏，姬姓。其父少典在有熊（今河南新郑）建立了以龙为图腾的国家，又被称为有熊氏。有熊氏在当时其实就是一个大的部落，黄帝是部落首领。据史学界考证，黄帝生活的年代约在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龙山文化时期，那时就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期。黄帝与炎帝之间以及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其实就是部落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也是中国原始社会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必然结果。黄帝战胜炎帝后部落联盟进一步扩大，邓伯温领导的那个邓部落应是在这个时候加入黄帝部落联盟的，因此，当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发生冲突时，邓伯温部落义不容辞的跟随黄帝去大战蚩尤了。邓州辖境内现今存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基本上都有龙山文化的遗存，虽然我们不能证明那就是邓伯温部落遗留下来的，但它们足以证明类似邓伯温部落的存在是可能的。
邓墟指舜帝在邓地活动留下的遗迹。舜，中国古代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与其之前的尧及其后的禹并称为传说中的圣王。关于舜在邓地的活动，《庄子徐无鬼篇》记载：“舜有善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墟而十有万家。”《路史后记十一》亦载：“舜其仁也乎，编蒲处罟，躬耕处苦，而民从之。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至邓之墟而百千万家。大小悦之，秀士以从，雄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訾、秦宇、灵甫，不辟而至，为之七友。”清乾隆《邓州志隐逸》记载：“舜七友：舜至邓墟有秀士七人，曰：雄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訾、秦宇、灵甫，皆不辟而至，为之七友。后既禅而七人逃之。”舜是中国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相传因德继尧成为部落首领，之后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尧舜禹是继炎黄之后受后人称赞的中国早期的杰出人物。舜活动的年代在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成立之前，在邓州现存的太子岗遗址、八里岗遗址、杨岗遗址等大型的早期古文化遗址中，其完整的文化序列中都包含有舜所在的那个年代的文化内涵，这证明了邓墟存在的可能性。在现今邓州市西北赵集镇朱岗王村一带，民国时称“舜友乡”。朱岗王村北有一个大土丘，当地人称之为“七友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在村边还树立着刻有歌颂舜友墟诗文的石碑，诗文为：“迟日暖暖度前除，直到仲和二月初。草透堤岸黄上柳，风光逗留七友墟。大舜受禅七友去，万古高风莫能步。四千年来此间老，谁过故墟题一句。”
以上三载与“邓”有关的记载或传说，是先民留下的已知为数不多的关于邓州史前文化的主要文献，也是目前所知涉及邓州史前文化仅有的重要内容。她在朦胧地勾勒出邓州史前社会形态雏形的同时，也为我们恢复对邓州史前社会状况面貌提供了帮助。我们可以想象，邓州在夏代之前、氏族社会的后期阶段，先是有“邓伯温部落”在这里活动，不久，夸父又涉足邓地，再后来，舜帝也来到了邓地。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庄子》等先秦文献中之所以能出现“邓林”、“邓之墟”等与“邓”字有关的词组，说明在战国之前，“邓”字已成固定用字，并特指一个具体的地方，就是现今邓州的这个地方。其实在战国前的夏代、商代、西周时期，尤其是在夏代时，“邓”已作为特指今邓州这个地方的地名被使用，《路史国名纪丁》载：“邓，仲康子国，楚之北境。史云阻之以邓林者，今之南阳（时指邓州）。”清乾隆《邓州志》转引司马迁《史记》记载：“夏帝仲康封子于邓”，这是邓州历史上有“邓国”之始，也是今邓州这个地方有行政建制之始。
至于邓州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远古时被称为“邓”，“邓”字又是因为什么产生的？目前通行的说法是古字“邓（登）”，源于先民图腾崇拜。除“双手捧豆”祭祀的观点外，尚有“邓（登）”是蛇图腾的夸父族人设立中天建鼓的灵台。建鼓，来源于伏羲氏的龙图腾，伏羲氏的后裔有蛟氏女安登是炎帝的母亲，而夸父是炎帝的子孙，所以在夸父的族徽就是安登的“登”字的观点外，亦说邓由“登”和“步天的脚印”组成等。这些观点是否正确，暂且不说，但可以肯定的是，“邓”字在作为地名使用前的漫长演变过程中，一定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文化符号。根据目前关于中国文字起因的论述：“文字是语言与视觉符号相结合以后产生的符号，文字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它的属性、功能与特点与它的起源紧紧联系在一起。”可知，“邓”字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这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邓伯温部落”“邓林”“邓墟”这些与“邓（登）”相关的文化现象无疑和“邓”字最终形成有密切的关系。据目前的发现，至少在商代出现甲骨文时“邓（登）”已成定型，以至于在甲骨文、铜器铭文乃至战国成书的《山海经》《庄子》等著作中就有了与邓字有关的记载。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邓字在“邑”部，字形为登字旁边加“邑”字，解释为“邓，曼姓之国，今属南阳。”加“邑”表明邓曾建都立邑，或理解为泛指地名。后来，邓字有一个简化过程，先是将“邑”改为“挂耳旁”，后又简化成现今的邓字。
尽管邓字的形成有可能与夸父追日的传说有关，但这不能说明夸父与邓姓起源有关。理由为：目前尚无发现任何明确记载夸父是邓氏先祖的任何文献记载，而后世的姓氏研究专著记载的多是“邓，曼姓，殷时侯国也。后为楚文王所灭，子孙以国为氏。”另外将夸父弃杖化为邓林的邓字冠于夸父之前，也显得牵强，况且还有“邓林即桃林也，邓、桃音相近（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之说。因此，将邓姓得姓于史前夸父的说法不准确。（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