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邓献与湘乡“邓禹墓”考 作者 邓继团
发布时间：2011-08-12 16:32:00 人气： 来源：未知
北魏邓献与湘乡“邓禹墓”考
作者：邓继团
邓禹为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与很多历史巨人一样，后世思其贤，多修纪念之冢，故其所葬，难辨其真，有些扑朔迷离。邓禹墓更为其繁，已知据称是邓禹墓的全国就有13座之多，分别位于济源、南召、博爱、沁阳、新野、太康、安丘、咸阳、项城、汝州、湘乡、南昌、东安。
民国二十二年《邓氏联谱初辑》（湖南21县187族邓禹后裔联修，下文简称〈谱〉）卷六《仲华公墓被毁构讼记》一文载：“邓禹传十九世至献公，仕北魏，除冠军将军、颖川刺史。遭尔朱荣入洛，杀王公一下二千余人，恨献不获，欲发仲华冢。献乃护祖骸及祔葬骸南奔，梁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葬仲华公于湘邑烟紫岭”。这就是湘乡邓禹墓的来由。该墓还载于《大明一统志》第六十三卷及王先谦《湖南掌故考》。
作为邓禹的第58代裔孙，我在主编《浏阳西湖邓氏五修族谱》期间先与家人、后曾陪江西宗亲两次拜谒过该墓及位于湘乡市南阳街的元侯祠（即湘乡“邓氏总祠”）。前次拜谒活动我把它写进了该《谱》，以志是事。后来，在与省内外诸多方家交流中，得知很多人对该“墓”的历史来由、现实存在持不同的看法，这也增加了我的好奇，促使我试图从典籍、从源头中寻找该“墓”的答案。
笔者认为，要弄清湘乡“邓禹墓”的来源，首先要弄清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尔朱荣、邓献其人以及北魏的“河阴之变”、邓献“以地内属”两大历史事件。
南北朝（公元421年—589年），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段分裂期。南朝有宋、齐、梁、陈四朝，北朝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终于随。尔朱荣（公元493年—530年），北魏枭雄。历史上的尔朱荣还是个天生聪慧的美男子，史载其“洁白，美容貌，幼而神机明决”。其以世袭部族酋长起家，后来成了挟帝自重甚至后来成了“弑主屠王”、谋求自帝的奸雄、权臣，其残暴程度远超过了东汉末的董卓。《邓氏联谱初缉》中说尔朱荣“杀王公以下二千余人”，历史上确有其事。《魏书.尔朱荣传》载：武泰元年（公元528年）4月13日，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屠洛，“王公卿士皆敛手就戮，死者千三百余人，皇弟、皇兄并亦见害，灵太后、少主其日暴崩”，史称“河阴之变”（见《魏书卷七十四尔朱荣列传》）。公元528年（武泰元年）二月，胡太后（谥号“灵”，又称灵太后）为长期控制政局，毒死亲生儿子北魏孝明帝元诩，将刚出生的皇女（元姑娘）冒充皇子，立为皇帝，后又另立3岁的元钊为帝。驻扎在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的尔朱荣素有政治野心，他以为孝明帝报仇为借口，率大军南下，准备进军洛阳。
尔朱荣先世系契胡部落酋长，正光（520年七月—525年六月）年间，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于是他趁机散家财“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组织起一支四千人的骑兵队伍。短短几年，他的力量发展很快，北魏统治者对尔朱荣加官晋爵以示笼络，先后擢为游击将军、冠军将军、平北将军、北道都督，后来加升大都督，统领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诸军事。为保阴谋得逞，尔朱荣秘密派遣儿子尔朱天光等人进入洛阳城，与彭城王元勰之子、声望很高的长乐王元子攸商议里应外合攻打洛阳，并许诺事成后立元子攸为帝。尔朱荣以“入匡朝廷”为名，从晋阳率大军向洛阳进发。
公元528年4月11日，大军行进到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时，尔朱荣遣亲信进洛阳，将元子攸接到河阳立为皇帝，即北魏孝庄帝，改元建义，随后尔朱荣率大军从孟津渡过黄河直逼洛阳。 胡太后得知消息，调集大军与尔朱荣决战，被尔朱荣打败，洛阳东北门户河桥守将降尔朱荣，京城遂无险可守，将士四散。胡太后见大势已去，下令后宫嫔妃和她一起到永宁寺出家为尼。十二日，皇室、贵族官僚至河桥迎驾。十三日，尔朱荣胁迫胡太后和幼帝元钊离开洛阳，当大军行进到河阴时，“沉胡太后及幼主于河”。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还载于《魏书.帝纪.孝庄纪第十》：“及武泰元年春二月，肃宗崩，大督都尔朱荣将向京师，谋欲废立”“荣以兵权在己，遂有异志，乃害灵太后与幼主，次害无上王劭、始平王子正，又害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公元钦、仪同三司元恒芝、仪同三司东平王略、广平王悌、常山王昭、北平王超、任城王彝、赵郡王毓、中山王叔仁、齐郡王温，公卿以下二千多人”。河阴之变因事件发生在河阴县（今河南省孟津县）而得名。尔朱荣借助此次军事政变，将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和出仕北魏中的汉族大家消灭殆尽，完全控制了北魏朝政。
上文所说的“异志”就是说尔朱荣想代魏，自己当皇帝。在封建社会，一个臣子想当皇帝就是叛逆，很多都是以杀戮的方式来铲除其称帝道路上的障碍（也有和平形式，如禅让）。这个历史一般规律对尔朱荣同样如此，因此，铲除北魏权贵对他的威胁，尔朱荣才有可能正式代北魏而自帝，这就是“河阴之变”的历史背景。
但“河阴之变”后不久，尔朱荣后悔了，即《魏书》所称“既而荣悔”。一贯骄横、已经扫除了其称帝障碍的尔朱荣为什么会后悔呢？这个问题在《魏书.尔朱荣传》中有答。原来，尔朱荣是个很迷信的家伙，在他称帝前曾为自己铸像，用来征求上天的意见。或许苍天还真有灵，四次都没让尔朱荣铸成，“时幽州人刘灵助善卜占，为荣所信，言天时人事，比不可尔。荣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看来自己想做皇帝，老天没有答应是不行的，“于是奉还庄帝，十四日，舆驾入宫”并且向庄帝元子攸“谢罪”。两年后的公元530年的9月，不可一世的尔朱荣即被他“奉还”、扶上天子宝座的北魏庄帝元子攸亲手给宰了，时年38岁。他的死讯传出，“内外喜叫，声满京城”。
邓献投梁事件的确与尔朱荣的这次大屠杀有关。《魏书.卷二十四列传第十二.邓渊传》载，邓献是前秦苻坚车骑将军邓羌的七世孙，这与《邓氏联谱初缉》所言一致，世系如下：邓羌、邓冀、邓渊、邓颖、邓怡、邓述、邓献。邓献是北魏的重臣，担任过“奉朝请、司空西阁祭酒、员外常侍、河阴令”。后来“迁镇远将军、谏议大夫。肃宗时，除冠军将军、颖州刺史。建义初，闻尔朱荣入洛，朝士见害，遂奔萧衍”。《梁书.本纪第三.武帝下》也记下了这一历史事件，大通二年（公元528年）冬十月丁亥（13）日，“魏豫州刺史邓献以地内属”。只是短短的一句，但让我们知道了邓献“内属”的具体日期，这是个很重要的历史信息。值的注意的是，《魏书》、《梁书》均未载邓献与邓禹之间的亲缘关系。
本文的讨论前提是认可《邓氏联谱初辑》邓献为邓禹的第十九代孙。关于邓献内属的具体时间在以上两史书（《魏书》、《梁书》）的记载也有较大的偏差。由于朝局动荡，北魏在公元528年曾先后使用过四个年号，分别是孝昌（一月）、武泰（一月到四月）、建义（四月到九月）、永安（九月到530年的十月）。《魏书》说的是邓献“投萧衍”是在“建义初”，那么这里所说的的“建义初”也就是在“河阴之变”的公元528年4月13日后很短的时间内（“河阴之变”的消息邓献至多是在数日内就能“闻”到），邓献“闻尔朱荣入洛，朝士见害，遂奔萧衍”。也就是说，他一听说洛阳出事，立即投奔（遂奔）梁朝。从字面上理解，他可是一刻也没有停留、也看不出有停留的意思，这么仓促的时间他又怎可能跑到尔朱荣控制的洛阳北郊的邙山去把邓禹及其祔葬墓一一挖开！
《魏书》里的记载也没有说他是“以地内属” 而是在尔朱荣“河阴之变”中，邓献看到“朝士见害”，连想都没多想“遂奔萧衍”。邓献如果是以一人而投萧衍，那他要做的也就简单；如果是以一州“内属”的话，那的确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也是需要时间的。由此可见，邓献于建义初（公元528年4月13日后的几天内）“以地内附”是很难做到的。 “河阴之变”使得人人自危，“内属”者也不单邓献，早于他的也有其人。《魏书.尔朱荣传》载：“建义初（公元528年4月到9月），北海王元憬南奔萧衍”，他被梁朝立为魏主，并派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于公元528年10月丁亥（13）日护卫他北还，邓献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于同一天“以地内属”的（见《梁书.本纪第三.武帝下》）。
邓献的“以地内属”与北海王元憬被梁朝立为魏主并由陈庆之护送北还这一历史事件之间，应持有某种默契。邓献在元憬北还之时打开城门接纳元憬之举，也就成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一个环节。因此，邓献“以地内附”的确切时间还是《梁书》所载的公元528年10月丁亥（13）日可采信。邓献在“河阴之变”后投奔梁朝萧衍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同一事件在两史书记载邓献投梁时所担任刺史的“州”却不一样：《魏书》说他是颖州刺史，《梁书》说他是豫州刺史，到底哪个是历史的真相呢？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下文简称《辞海》）一书载：“颖州，北魏孝昌四年(公元528年1月)置州，北齐废，治所在汝阴”（今安徽阜阳，见《辞海》第261页）。与本文有关的两大历史事件即尔朱荣“屠洛”、邓献“内属”恰巧也是发生在这一年。豫州南朝时相当于今江苏、安徽长江以西，安徽望江县以北的淮河南北地区，治所最北在悬瓠城（今河南汝阳）、最南在邾城（即今天靠近长江边的湖北黄冈市西北）。北魏治所也在悬瓠城（见《辞海》292页）。
这样一看，结论就出来了，邓献投梁时应是豫州刺史。理由有四：
颖州在邓献南投时的公元528年初才设，同年四月尔朱荣屠洛，他闻“朝士见害”，于半年后的十月丁亥“奔萧衍”。如果他才当上几个月的刺史，人心未服，是很难做到“以地内属”，此理一。
再则，上段出自《辞海》的文字可以看出豫州历史上被北魏、南朝两个王朝先后统治过，这与邓献“内属”的史实相符。
三，颖州从“北魏孝昌四年(公元528年1月)置州”，南朝从来都没有染指过、一直处于北朝的统治之下，直到“北齐废”，这就意味着历史上的颖州从没有被梁朝占领有过，邓献以颖州“内属”梁也就成为了不可能。
四，地望上豫州更靠近梁，为邓献“内属”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辞海》的第292页对“豫州”一词的注解也支持了这一说法：北魏时治所在河南的汝阳，一直没有变过。而改属南朝后的治所最北是汝阳，最南搬到了长江边的黄冈。也就可一推定，在邓献“内属”之初，豫州处于与魏的前沿。后来，因为诸多的原因（军事、政治）将治所迁到了离梁朝腹地更近的长江边的黄冈，这个 注解直接呼应了《梁书》对邓献“内属”史实的记载。也就是说，历史上邓献“以地内属”的“地”指的只可能是豫州而非颖州，他当时担任的职务是豫州刺史，内附的具体时间为公元528年10月13（丁亥）日，因此，“邓献内属”事件，《梁书》的记载更符合史实。那么，《魏书》中邓献为颖州刺史及其于建义初南奔萧衍的记录应是笔误，《谱》、《志》因之。
搞清了尔朱荣“河阴之变”、“邓献投梁”的两大历史事件，那么邓献有没有可能将他的十九世祖邓禹及其它“先人的骨骸“运到江南的湘乡来安葬呢？
湘乡的“邓禹墓”跟邓献的“内属”到底有没有关联呢？汉代的皇帝主要勋臣一般葬在帝陵的附近，如萧何、霍去病、卫青、霍光等，这实际是对其人一生功业的高度肯定，是一种至高的哀荣。《史记•萧相国世家》：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萧何卒，葬长陵东司马门道北百步。霍去病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病逝，汉武帝为纪念他的战功，在茂陵东北为其修建大型墓冢，状如祁连山。卫青墓位于茂陵东北1公里处，东紧邻霍去病墓。霍光逝世后，宣帝、太后亲临光丧，以帝礼陪葬于茂陵东侧。光武帝去世后，葬原陵。在洛阳市东北约40里，今孟津县白鹤公社境内，南依邙山，北临黄河。邓禹原葬墓早期文献中无确切记载，作为东汉开国第一谋臣、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葬在刘秀墓的附近，应符合汉代礼遇主要功臣的丧葬制度。
因此，邓禹墓在洛阳北的北邙这是没有争议的。北邙又叫“北芒”，即邙山，东汉及北魏的王侯公卿多葬于此（见《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第62页）。东汉邓氏在北邙应还有一个家族墓地，文献中明确记载葬于北邙的邓姓有多位。邓禹的孙子大将军、上蔡侯邓骘在东汉邓氏遭受第一次打击中徙封罗侯，与子邓凤绝食而亡，后来“诸庶”及大司农朱宠等为邓氏鸣不平，“帝意颇悟，乃谴让州郡，还葬（邓骘）于北芒旧茔”（见《后汉书.邓禹列传》）。从“旧茔”一词可以看得出，邓骘的入葬北芒既是一种政治上的昭雪，也是血骨上的归宗，可以肯定，邓骘所葬“旧茔”，就是东汉邓氏在北邙的家族墓地。光武帝二姐夫邓晨与其元妻节义长公主刘元合葬北邙；邓禹另一后人、桓帝皇后邓猛女被“幽死”后，也葬在北邙。 “河阴之变”时（公元528年4月13日），如果尔朱荣真的“恨献”，那么邓献肯定不在洛阳，而在豫州（汝阳）任上。不在尔朱荣的视线范围内、远离洛阳邓献才会有机会完成他半年后（公元528年10月丁亥）“以地内属”的壮举。
尔朱荣屠洛后，回到了他的封地晋阳，但是“荣虽身居外，恒遥制朝廷，广布亲戚，列为左右，伺察动静，小大必知”，也就是说“河阴之变”后的尔朱荣成了北魏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他牢牢地控制住了北魏，以至发生在北魏之内的动静“小大必知”。
邓献如果要挖开邓禹的墓及袝墓并将骨骸取出，只可能在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的528年4月13日到同年的10月13日之间的整整半年之内即其“南投”之前，这可能吗？笔者认为很难做到。理由有八。
一，通过“河阴之变”，尔朱荣将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和出仕北魏政权的汉族大家消灭殆尽。随后他派人将元子攸送回洛阳，自己却因杀人太多、民愤极大不敢留居洛阳，一直远据晋阳，对洛阳遥控指挥。北魏政权名义上挂元氏旗号，实为尔朱氏天下。尔朱荣是个屠夫不假，同时也是个军事天才，当时他虽未正式称帝，然而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无异于是北魏的“太上皇”，整个北魏帝国的资源牢牢的控制在他的手中。如果他真的“恨献不获”，以他的军事才能、倾北魏全国之力要消灭离洛阳并不很远的（洛阳到汝阳大概一百公里左右）豫州一隅的邓献应该不须半年（528年4月13日—528年10月13日）。
二，按《邓氏联谱初缉》之说，既然尔朱荣“恨献”，也知道邓禹及其家族墓的体具位置，他挖邓禹墓的目的是因为“恨献”进而要抓住邓献，那么，他完全有可能派人在邓禹墓前侯着，等着邓献自投罗网就行了，这样，邓献还有掘禹墓的机会吗？
三，邓禹是位有着重大历史影响的人物，他曾两为司徒、位列上公（太傅），为东汉开国第一功臣，去世后谥元侯，列云台首将。按汉制，他的陵墓的规模应是相当的弘大，只有这样才会符合大汉礼仪。有汉一代的王侯墓都有高大的封堆、幽长的墓道以及深置的墓室，现代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举个身边的例子吧，长沙马王堆的轪侯及其夫人辛追墓就可以看得出汉代一般列侯墓葬的规模了！利苍只是个食邑才七百户、排次为第120位的“卑湿”之地长沙藩国的丞相，为打开他与他家人的三座墓葬、在使用现代大型机械、出动大批军队的前提下，从1972年干到了1974年（当然，有现代考古的需要，见附录）！何况是一人之下、群臣之首的东汉开国第一功臣、食邑达四县邓禹的陵墓！要挖开这样的大墓，没有强大的组织力量甚至相当数量的军队介入，可能吗？还有，大规模、长时间的发掘，此时北魏的“太上皇”尔朱荣会给他时间吗？
四，以一州之地作为见面之礼，向敌对一方归附，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件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因为是举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版图、军事格局与户政制度。邓献在“河阴之变”后半年率一州“内属”这一壮举，笔者倒认为他在此以前的半年内极有可能没有与尔朱荣产生正面的冲突，甚至在“屠洛”事件后，他还用了“韬诲”之策以迷惑尔朱荣，以为他的“内属”之举争取宝贵的时间。从《魏书》上也看得出，尔朱荣在“河阴之变”后，也有所收敛，并没看到他再次大面积作恶的记录。而尔朱荣真的“恨献”则应是邓献“内属”（公元528年10月丁亥日）之后的事了。
五，尔朱荣屠洛后，“或云欲迁都晋阳，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惊恐，人情骇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窜，无敢出者”。就连当时的北魏天子元子攸都“恐终难保，惧荣害之”。因此，纵使邓献想挖邓禹及其它先人的骨骸“南奔”，尔朱荣会给他机会吗？更不可能让邓献遍地开花式的将邓禹周边众多的“附茔”一一挖开、取出骨骸，要知道能葬到北芒邓氏“旧茔”之中的先人很多都是享受着公侯级葬制、筑有高大封土堆的大墓！每挖一座都是个浩大的工程，何况是一群！邓献不南投，尔朱荣是没理由打开邓禹的墓葬的，可以说，公元528年4月13日到10月丁亥日邓献“内属”前的这一时间段内邓禹及其家族墓是安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盗墓贼”很多都是王侯级的人物。如果历史可以假设，那么在公元528年前后可能挖掘邓禹墓的始作甬者倒真有可能是尔朱荣！既然尔朱荣“恨献不获，欲发仲华冢”，那么，尔朱荣可能的“作恶”时间则应该在邓献“内属”的公元528年十月丁亥日之后到他被诛的公元530年的9月的两年之间。“南奔”之后的邓献是不可能再返回到北魏洛阳北郊的邙山去挖邓禹墓了。
六，《谱》上说：“献乃负祖骸及祔葬骸南奔”。从这句话看得出邓献是“背负着众多先人的骨骸”匆忙“南奔”的。既然是“奔”，那么肯定有他不能抗拒的客观因素使他不能停留。“献乃负”的“负”字也很意思，意味着他是以一人之力背“祖骸”的，而且在他的背后很有可能有追兵，他当时的被记录状态更符合“逃”。以一人之力在逃命的前提下又能负多少先人的遗骸？如果是“逃”，那 他又怎能做到“以地内属”呢？以地域甚广的一州“内属”是个直接改变国家疆域、影响政治格局的庞大的系统工程，该要做多少的工作！一个“负骸南奔”亡命之人，行吗？
七，《谱》上“梁大通三年（公元531年），葬仲华公于湘邑烟紫岭”一说则从情理上也是难说通。假说邓献真的挖了邓禹及“祔茔”，也只能在公元528年他“南投”的10月丁亥前，他咋会将先人的骨骸在自己的手头上保管到三年后的公元531年再行安葬呢？要知道，他将先人遗骨“负”到江南就是孝心使然，那么他更应懂得入土为安的道理啊。还有，其它的“负”来的众多“祔茔”中的其它骨骸都是谁？又到哪儿去了呢？
八，邓献“安葬”先人的头一年九月（公元530年），尔朱荣被杀（见上文），他没有了政治上的死对头；北魏经过“河阴之变”后迅速的走向衰败，也就没有能力来对邓献的“内属”进行讨伐；“内属”后的邓献应在梁朝做官，他完全可以平静的找个合适的地方（比如长江以北，更靠近新野、邙山的地方来安葬“骸骨”，而没必要渉长江天堑、八百里洞庭之险来湖南的湘乡安葬他的先人。邓献南投后，其行迹不见于文献，其与湖南、湘乡之间的关系，还待新的史料支持，上文所说《谱》、《志》之载，均为近四百多年之记录，邓禹作为一代名臣，其迁葬于湖湘，从邓献南投到出现于《谱》、《志》之间尚有1100年左右的文献空白，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悬疑！ “河阴之变”深刻的影响了北魏的历史，也加速了北魏的覆灭。晋州刺史高欢于531年乘机攻占洛阳，并于533年进兵晋阳，消灭了尔朱氏的势力。534年，高欢立元善见为帝，即孝静帝，并迁都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建立东魏，离“河阴之变”仅仅六年。第二年，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宇文泰立元宝炬为帝，即西魏文帝，建都长安，建立西魏，北魏正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在邓献南投萧衍后的29年即公元557年10月，梁元帝逊位于陈，梁亡。邓禹的原墓只有一个。它是否被开挖过？又是否在公元528年中的半年（4月13日——10月丁亥日）这一特定的历史期被开挖过？开挖者又是谁？开挖后又迁葬何地？这都需要更多的文献资料甚至考古挖掘所能得到的具体文物如能证明其身份的官印、私印、随葬的礼器等来佐证。
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笔者得出以下三个推论：
一，邓献在公元528年4月13日到公元528年10月丁亥这半年中是没有机会开挖邓禹墓的。
二，湘乡“邓禹墓”与邓献之间找不到确切的因果关联。
三，《邓氏联谱初缉》所载“邓禹墓”并非由邓献迁葬。
笔者认为，“湘乡邓禹墓”与全国众多邓禹墓中的大多数一样，是他的后人为他而建的“纪念冢”，它们的存在，同样仍具有积极的意义，也证明了邓禹的非常人之处，仍不失为邓氏后人参观、拜谒的好去处。 附录一：《史记•年表第七•惠景间侯者》载：“长沙相，侯七百户。（汉惠帝）二年四月庚子，侯利苍元年。（高后）三年，侯豨元年。（孝文）史六年，侯彭祖元年。元封元年，侯秩为东海太守，行过不请，擅发卒兵为卫，当斩，会赦，国除。”《汉书•表第四•高惠高后文功臣》载：“侯黎朱苍，以长沙相侯，七百户。二年四月庚子，八年薨”。 可见，汉代等级森严，列侯之间不仅有封户多少之分，而且还有位次先后之别。西汉初曾两次论功定位，编排列侯的位次，高祖年间曾排定萧何等十八人的位序。到了吕后二年，又有丞相陈平主持，对当时的137人排定了位次，位次是根据列侯受封前的功劳大小来排定的，故位次与封侯的多少不一定相当，位次前靠，表明功劳大地位高，利苍列于120位。 附录二：《湖南通志》记载被后来考古发掘确定为错误的案例如长沙马王堆汉墓。该墓在开挖前认为是五代马殷的墓葬，载光绪《湖南通志》卷三十六引《善化县志》说：“马疑冢，在县东南五里，楚王马殷筑”。光绪《长沙县志》的山川图中明确标明为“马王堆”。马殷（公元852—930），五代楚王，去世时间（950年）与后来考古证实是西汉轪侯利苍墓的利仓的去世时间（于公元前186年去世）相隔达1116年之久。见《神密的马王堆汉墓》，侯良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附录三：附会为名人墓的方志还有如清代《四川通志》载：“关羽墓在（华阳）县西万里桥侧。因关羽亡于吴，刘备用衣冠招魂葬于此”。也就是说，这个墓三国时就存在，明代在墓侧建庙，1954年修公路拆庙开墓，墓是为明代的实葬墓（也就是说该墓早在明朝就被以讹传讹了）。还有与之不远的“张飞墓”，因城市建设被开挖，证明也是三国之后成汉（公元304—347）时代与张飞豪无关系的墓葬。见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甘露等 的《神游三国》一书。 附录四：关于《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志》成书于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李贤等篹修，90卷，明代官修地理总志。它取材于各地上报的舆图和方志，集四方之志于一志，又叫方志总志。该书中存有地理错误、张冠李戴、以无说有等弊病，古今学者多有批评。李维祯《方舆胜略序》云：“天顺时，馆阁修〈大明一统志〉，不载户口、田赋、官制诸政典，识者病之”。顾炎武《日知录》说：“今考其书，舛谬特甚……..引古事舛戾最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舛错抵牾，疏谬尤甚”。该书的历史地位与史料价值由此可见一斑，更上不了国家正史高度。 附录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盗墓现象非常普遍，这一时期，盗墓者多以“集团军”的形式出现，而为首的多为王公贵族。如董卓曾下令大将吕布盗掘西汉诸皇陵。第一代长沙王吴芮的墓则是被孙权挖的。曹操更是专门设置了“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数十员，天下冢墓，无问新旧，发掘时骸骨横暴草野，人皆悲伤。其凶酷残忍如此！”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认为：“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至取金匣玉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树封”。（本附录内容来自许志龙等着的《盗墓贼——中国历代王候陵墓之劫》一书，河北美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
草稿2010年6月.定稿2011年7月28日
（作者系湖南邓氏文化研究学术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法定代表人）
作者：邓继团
邓禹为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与很多历史巨人一样，后世思其贤，多修纪念之冢，故其所葬，难辨其真，有些扑朔迷离。邓禹墓更为其繁，已知据称是邓禹墓的全国就有13座之多，分别位于济源、南召、博爱、沁阳、新野、太康、安丘、咸阳、项城、汝州、湘乡、南昌、东安。
民国二十二年《邓氏联谱初辑》（湖南21县187族邓禹后裔联修，下文简称〈谱〉）卷六《仲华公墓被毁构讼记》一文载：“邓禹传十九世至献公，仕北魏，除冠军将军、颖川刺史。遭尔朱荣入洛，杀王公一下二千余人，恨献不获，欲发仲华冢。献乃护祖骸及祔葬骸南奔，梁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葬仲华公于湘邑烟紫岭”。这就是湘乡邓禹墓的来由。该墓还载于《大明一统志》第六十三卷及王先谦《湖南掌故考》。
作为邓禹的第58代裔孙，我在主编《浏阳西湖邓氏五修族谱》期间先与家人、后曾陪江西宗亲两次拜谒过该墓及位于湘乡市南阳街的元侯祠（即湘乡“邓氏总祠”）。前次拜谒活动我把它写进了该《谱》，以志是事。后来，在与省内外诸多方家交流中，得知很多人对该“墓”的历史来由、现实存在持不同的看法，这也增加了我的好奇，促使我试图从典籍、从源头中寻找该“墓”的答案。
笔者认为，要弄清湘乡“邓禹墓”的来源，首先要弄清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尔朱荣、邓献其人以及北魏的“河阴之变”、邓献“以地内属”两大历史事件。
南北朝（公元421年—589年），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段分裂期。南朝有宋、齐、梁、陈四朝，北朝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终于随。尔朱荣（公元493年—530年），北魏枭雄。历史上的尔朱荣还是个天生聪慧的美男子，史载其“洁白，美容貌，幼而神机明决”。其以世袭部族酋长起家，后来成了挟帝自重甚至后来成了“弑主屠王”、谋求自帝的奸雄、权臣，其残暴程度远超过了东汉末的董卓。《邓氏联谱初缉》中说尔朱荣“杀王公以下二千余人”，历史上确有其事。《魏书.尔朱荣传》载：武泰元年（公元528年）4月13日，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屠洛，“王公卿士皆敛手就戮，死者千三百余人，皇弟、皇兄并亦见害，灵太后、少主其日暴崩”，史称“河阴之变”（见《魏书卷七十四尔朱荣列传》）。公元528年（武泰元年）二月，胡太后（谥号“灵”，又称灵太后）为长期控制政局，毒死亲生儿子北魏孝明帝元诩，将刚出生的皇女（元姑娘）冒充皇子，立为皇帝，后又另立3岁的元钊为帝。驻扎在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的尔朱荣素有政治野心，他以为孝明帝报仇为借口，率大军南下，准备进军洛阳。
尔朱荣先世系契胡部落酋长，正光（520年七月—525年六月）年间，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于是他趁机散家财“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组织起一支四千人的骑兵队伍。短短几年，他的力量发展很快，北魏统治者对尔朱荣加官晋爵以示笼络，先后擢为游击将军、冠军将军、平北将军、北道都督，后来加升大都督，统领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诸军事。为保阴谋得逞，尔朱荣秘密派遣儿子尔朱天光等人进入洛阳城，与彭城王元勰之子、声望很高的长乐王元子攸商议里应外合攻打洛阳，并许诺事成后立元子攸为帝。尔朱荣以“入匡朝廷”为名，从晋阳率大军向洛阳进发。
公元528年4月11日，大军行进到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时，尔朱荣遣亲信进洛阳，将元子攸接到河阳立为皇帝，即北魏孝庄帝，改元建义，随后尔朱荣率大军从孟津渡过黄河直逼洛阳。 胡太后得知消息，调集大军与尔朱荣决战，被尔朱荣打败，洛阳东北门户河桥守将降尔朱荣，京城遂无险可守，将士四散。胡太后见大势已去，下令后宫嫔妃和她一起到永宁寺出家为尼。十二日，皇室、贵族官僚至河桥迎驾。十三日，尔朱荣胁迫胡太后和幼帝元钊离开洛阳，当大军行进到河阴时，“沉胡太后及幼主于河”。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还载于《魏书.帝纪.孝庄纪第十》：“及武泰元年春二月，肃宗崩，大督都尔朱荣将向京师，谋欲废立”“荣以兵权在己，遂有异志，乃害灵太后与幼主，次害无上王劭、始平王子正，又害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公元钦、仪同三司元恒芝、仪同三司东平王略、广平王悌、常山王昭、北平王超、任城王彝、赵郡王毓、中山王叔仁、齐郡王温，公卿以下二千多人”。河阴之变因事件发生在河阴县（今河南省孟津县）而得名。尔朱荣借助此次军事政变，将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和出仕北魏中的汉族大家消灭殆尽，完全控制了北魏朝政。
上文所说的“异志”就是说尔朱荣想代魏，自己当皇帝。在封建社会，一个臣子想当皇帝就是叛逆，很多都是以杀戮的方式来铲除其称帝道路上的障碍（也有和平形式，如禅让）。这个历史一般规律对尔朱荣同样如此，因此，铲除北魏权贵对他的威胁，尔朱荣才有可能正式代北魏而自帝，这就是“河阴之变”的历史背景。
但“河阴之变”后不久，尔朱荣后悔了，即《魏书》所称“既而荣悔”。一贯骄横、已经扫除了其称帝障碍的尔朱荣为什么会后悔呢？这个问题在《魏书.尔朱荣传》中有答。原来，尔朱荣是个很迷信的家伙，在他称帝前曾为自己铸像，用来征求上天的意见。或许苍天还真有灵，四次都没让尔朱荣铸成，“时幽州人刘灵助善卜占，为荣所信，言天时人事，比不可尔。荣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看来自己想做皇帝，老天没有答应是不行的，“于是奉还庄帝，十四日，舆驾入宫”并且向庄帝元子攸“谢罪”。两年后的公元530年的9月，不可一世的尔朱荣即被他“奉还”、扶上天子宝座的北魏庄帝元子攸亲手给宰了，时年38岁。他的死讯传出，“内外喜叫，声满京城”。
邓献投梁事件的确与尔朱荣的这次大屠杀有关。《魏书.卷二十四列传第十二.邓渊传》载，邓献是前秦苻坚车骑将军邓羌的七世孙，这与《邓氏联谱初缉》所言一致，世系如下：邓羌、邓冀、邓渊、邓颖、邓怡、邓述、邓献。邓献是北魏的重臣，担任过“奉朝请、司空西阁祭酒、员外常侍、河阴令”。后来“迁镇远将军、谏议大夫。肃宗时，除冠军将军、颖州刺史。建义初，闻尔朱荣入洛，朝士见害，遂奔萧衍”。《梁书.本纪第三.武帝下》也记下了这一历史事件，大通二年（公元528年）冬十月丁亥（13）日，“魏豫州刺史邓献以地内属”。只是短短的一句，但让我们知道了邓献“内属”的具体日期，这是个很重要的历史信息。值的注意的是，《魏书》、《梁书》均未载邓献与邓禹之间的亲缘关系。
本文的讨论前提是认可《邓氏联谱初辑》邓献为邓禹的第十九代孙。关于邓献内属的具体时间在以上两史书（《魏书》、《梁书》）的记载也有较大的偏差。由于朝局动荡，北魏在公元528年曾先后使用过四个年号，分别是孝昌（一月）、武泰（一月到四月）、建义（四月到九月）、永安（九月到530年的十月）。《魏书》说的是邓献“投萧衍”是在“建义初”，那么这里所说的的“建义初”也就是在“河阴之变”的公元528年4月13日后很短的时间内（“河阴之变”的消息邓献至多是在数日内就能“闻”到），邓献“闻尔朱荣入洛，朝士见害，遂奔萧衍”。也就是说，他一听说洛阳出事，立即投奔（遂奔）梁朝。从字面上理解，他可是一刻也没有停留、也看不出有停留的意思，这么仓促的时间他又怎可能跑到尔朱荣控制的洛阳北郊的邙山去把邓禹及其祔葬墓一一挖开！
《魏书》里的记载也没有说他是“以地内属” 而是在尔朱荣“河阴之变”中，邓献看到“朝士见害”，连想都没多想“遂奔萧衍”。邓献如果是以一人而投萧衍，那他要做的也就简单；如果是以一州“内属”的话，那的确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也是需要时间的。由此可见，邓献于建义初（公元528年4月13日后的几天内）“以地内附”是很难做到的。 “河阴之变”使得人人自危，“内属”者也不单邓献，早于他的也有其人。《魏书.尔朱荣传》载：“建义初（公元528年4月到9月），北海王元憬南奔萧衍”，他被梁朝立为魏主，并派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于公元528年10月丁亥（13）日护卫他北还，邓献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于同一天“以地内属”的（见《梁书.本纪第三.武帝下》）。
邓献的“以地内属”与北海王元憬被梁朝立为魏主并由陈庆之护送北还这一历史事件之间，应持有某种默契。邓献在元憬北还之时打开城门接纳元憬之举，也就成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一个环节。因此，邓献“以地内附”的确切时间还是《梁书》所载的公元528年10月丁亥（13）日可采信。邓献在“河阴之变”后投奔梁朝萧衍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同一事件在两史书记载邓献投梁时所担任刺史的“州”却不一样：《魏书》说他是颖州刺史，《梁书》说他是豫州刺史，到底哪个是历史的真相呢？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下文简称《辞海》）一书载：“颖州，北魏孝昌四年(公元528年1月)置州，北齐废，治所在汝阴”（今安徽阜阳，见《辞海》第261页）。与本文有关的两大历史事件即尔朱荣“屠洛”、邓献“内属”恰巧也是发生在这一年。豫州南朝时相当于今江苏、安徽长江以西，安徽望江县以北的淮河南北地区，治所最北在悬瓠城（今河南汝阳）、最南在邾城（即今天靠近长江边的湖北黄冈市西北）。北魏治所也在悬瓠城（见《辞海》292页）。
这样一看，结论就出来了，邓献投梁时应是豫州刺史。理由有四：
颖州在邓献南投时的公元528年初才设，同年四月尔朱荣屠洛，他闻“朝士见害”，于半年后的十月丁亥“奔萧衍”。如果他才当上几个月的刺史，人心未服，是很难做到“以地内属”，此理一。
再则，上段出自《辞海》的文字可以看出豫州历史上被北魏、南朝两个王朝先后统治过，这与邓献“内属”的史实相符。
三，颖州从“北魏孝昌四年(公元528年1月)置州”，南朝从来都没有染指过、一直处于北朝的统治之下，直到“北齐废”，这就意味着历史上的颖州从没有被梁朝占领有过，邓献以颖州“内属”梁也就成为了不可能。
四，地望上豫州更靠近梁，为邓献“内属”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辞海》的第292页对“豫州”一词的注解也支持了这一说法：北魏时治所在河南的汝阳，一直没有变过。而改属南朝后的治所最北是汝阳，最南搬到了长江边的黄冈。也就可一推定，在邓献“内属”之初，豫州处于与魏的前沿。后来，因为诸多的原因（军事、政治）将治所迁到了离梁朝腹地更近的长江边的黄冈，这个 注解直接呼应了《梁书》对邓献“内属”史实的记载。也就是说，历史上邓献“以地内属”的“地”指的只可能是豫州而非颖州，他当时担任的职务是豫州刺史，内附的具体时间为公元528年10月13（丁亥）日，因此，“邓献内属”事件，《梁书》的记载更符合史实。那么，《魏书》中邓献为颖州刺史及其于建义初南奔萧衍的记录应是笔误，《谱》、《志》因之。
搞清了尔朱荣“河阴之变”、“邓献投梁”的两大历史事件，那么邓献有没有可能将他的十九世祖邓禹及其它“先人的骨骸“运到江南的湘乡来安葬呢？
湘乡的“邓禹墓”跟邓献的“内属”到底有没有关联呢？汉代的皇帝主要勋臣一般葬在帝陵的附近，如萧何、霍去病、卫青、霍光等，这实际是对其人一生功业的高度肯定，是一种至高的哀荣。《史记•萧相国世家》：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萧何卒，葬长陵东司马门道北百步。霍去病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病逝，汉武帝为纪念他的战功，在茂陵东北为其修建大型墓冢，状如祁连山。卫青墓位于茂陵东北1公里处，东紧邻霍去病墓。霍光逝世后，宣帝、太后亲临光丧，以帝礼陪葬于茂陵东侧。光武帝去世后，葬原陵。在洛阳市东北约40里，今孟津县白鹤公社境内，南依邙山，北临黄河。邓禹原葬墓早期文献中无确切记载，作为东汉开国第一谋臣、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葬在刘秀墓的附近，应符合汉代礼遇主要功臣的丧葬制度。
因此，邓禹墓在洛阳北的北邙这是没有争议的。北邙又叫“北芒”，即邙山，东汉及北魏的王侯公卿多葬于此（见《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第62页）。东汉邓氏在北邙应还有一个家族墓地，文献中明确记载葬于北邙的邓姓有多位。邓禹的孙子大将军、上蔡侯邓骘在东汉邓氏遭受第一次打击中徙封罗侯，与子邓凤绝食而亡，后来“诸庶”及大司农朱宠等为邓氏鸣不平，“帝意颇悟，乃谴让州郡，还葬（邓骘）于北芒旧茔”（见《后汉书.邓禹列传》）。从“旧茔”一词可以看得出，邓骘的入葬北芒既是一种政治上的昭雪，也是血骨上的归宗，可以肯定，邓骘所葬“旧茔”，就是东汉邓氏在北邙的家族墓地。光武帝二姐夫邓晨与其元妻节义长公主刘元合葬北邙；邓禹另一后人、桓帝皇后邓猛女被“幽死”后，也葬在北邙。 “河阴之变”时（公元528年4月13日），如果尔朱荣真的“恨献”，那么邓献肯定不在洛阳，而在豫州（汝阳）任上。不在尔朱荣的视线范围内、远离洛阳邓献才会有机会完成他半年后（公元528年10月丁亥）“以地内属”的壮举。
尔朱荣屠洛后，回到了他的封地晋阳，但是“荣虽身居外，恒遥制朝廷，广布亲戚，列为左右，伺察动静，小大必知”，也就是说“河阴之变”后的尔朱荣成了北魏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他牢牢地控制住了北魏，以至发生在北魏之内的动静“小大必知”。
邓献如果要挖开邓禹的墓及袝墓并将骨骸取出，只可能在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的528年4月13日到同年的10月13日之间的整整半年之内即其“南投”之前，这可能吗？笔者认为很难做到。理由有八。
一，通过“河阴之变”，尔朱荣将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和出仕北魏政权的汉族大家消灭殆尽。随后他派人将元子攸送回洛阳，自己却因杀人太多、民愤极大不敢留居洛阳，一直远据晋阳，对洛阳遥控指挥。北魏政权名义上挂元氏旗号，实为尔朱氏天下。尔朱荣是个屠夫不假，同时也是个军事天才，当时他虽未正式称帝，然而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无异于是北魏的“太上皇”，整个北魏帝国的资源牢牢的控制在他的手中。如果他真的“恨献不获”，以他的军事才能、倾北魏全国之力要消灭离洛阳并不很远的（洛阳到汝阳大概一百公里左右）豫州一隅的邓献应该不须半年（528年4月13日—528年10月13日）。
二，按《邓氏联谱初缉》之说，既然尔朱荣“恨献”，也知道邓禹及其家族墓的体具位置，他挖邓禹墓的目的是因为“恨献”进而要抓住邓献，那么，他完全有可能派人在邓禹墓前侯着，等着邓献自投罗网就行了，这样，邓献还有掘禹墓的机会吗？
三，邓禹是位有着重大历史影响的人物，他曾两为司徒、位列上公（太傅），为东汉开国第一功臣，去世后谥元侯，列云台首将。按汉制，他的陵墓的规模应是相当的弘大，只有这样才会符合大汉礼仪。有汉一代的王侯墓都有高大的封堆、幽长的墓道以及深置的墓室，现代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举个身边的例子吧，长沙马王堆的轪侯及其夫人辛追墓就可以看得出汉代一般列侯墓葬的规模了！利苍只是个食邑才七百户、排次为第120位的“卑湿”之地长沙藩国的丞相，为打开他与他家人的三座墓葬、在使用现代大型机械、出动大批军队的前提下，从1972年干到了1974年（当然，有现代考古的需要，见附录）！何况是一人之下、群臣之首的东汉开国第一功臣、食邑达四县邓禹的陵墓！要挖开这样的大墓，没有强大的组织力量甚至相当数量的军队介入，可能吗？还有，大规模、长时间的发掘，此时北魏的“太上皇”尔朱荣会给他时间吗？
四，以一州之地作为见面之礼，向敌对一方归附，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件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因为是举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版图、军事格局与户政制度。邓献在“河阴之变”后半年率一州“内属”这一壮举，笔者倒认为他在此以前的半年内极有可能没有与尔朱荣产生正面的冲突，甚至在“屠洛”事件后，他还用了“韬诲”之策以迷惑尔朱荣，以为他的“内属”之举争取宝贵的时间。从《魏书》上也看得出，尔朱荣在“河阴之变”后，也有所收敛，并没看到他再次大面积作恶的记录。而尔朱荣真的“恨献”则应是邓献“内属”（公元528年10月丁亥日）之后的事了。
五，尔朱荣屠洛后，“或云欲迁都晋阳，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惊恐，人情骇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窜，无敢出者”。就连当时的北魏天子元子攸都“恐终难保，惧荣害之”。因此，纵使邓献想挖邓禹及其它先人的骨骸“南奔”，尔朱荣会给他机会吗？更不可能让邓献遍地开花式的将邓禹周边众多的“附茔”一一挖开、取出骨骸，要知道能葬到北芒邓氏“旧茔”之中的先人很多都是享受着公侯级葬制、筑有高大封土堆的大墓！每挖一座都是个浩大的工程，何况是一群！邓献不南投，尔朱荣是没理由打开邓禹的墓葬的，可以说，公元528年4月13日到10月丁亥日邓献“内属”前的这一时间段内邓禹及其家族墓是安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盗墓贼”很多都是王侯级的人物。如果历史可以假设，那么在公元528年前后可能挖掘邓禹墓的始作甬者倒真有可能是尔朱荣！既然尔朱荣“恨献不获，欲发仲华冢”，那么，尔朱荣可能的“作恶”时间则应该在邓献“内属”的公元528年十月丁亥日之后到他被诛的公元530年的9月的两年之间。“南奔”之后的邓献是不可能再返回到北魏洛阳北郊的邙山去挖邓禹墓了。
六，《谱》上说：“献乃负祖骸及祔葬骸南奔”。从这句话看得出邓献是“背负着众多先人的骨骸”匆忙“南奔”的。既然是“奔”，那么肯定有他不能抗拒的客观因素使他不能停留。“献乃负”的“负”字也很意思，意味着他是以一人之力背“祖骸”的，而且在他的背后很有可能有追兵，他当时的被记录状态更符合“逃”。以一人之力在逃命的前提下又能负多少先人的遗骸？如果是“逃”，那 他又怎能做到“以地内属”呢？以地域甚广的一州“内属”是个直接改变国家疆域、影响政治格局的庞大的系统工程，该要做多少的工作！一个“负骸南奔”亡命之人，行吗？
七，《谱》上“梁大通三年（公元531年），葬仲华公于湘邑烟紫岭”一说则从情理上也是难说通。假说邓献真的挖了邓禹及“祔茔”，也只能在公元528年他“南投”的10月丁亥前，他咋会将先人的骨骸在自己的手头上保管到三年后的公元531年再行安葬呢？要知道，他将先人遗骨“负”到江南就是孝心使然，那么他更应懂得入土为安的道理啊。还有，其它的“负”来的众多“祔茔”中的其它骨骸都是谁？又到哪儿去了呢？
八，邓献“安葬”先人的头一年九月（公元530年），尔朱荣被杀（见上文），他没有了政治上的死对头；北魏经过“河阴之变”后迅速的走向衰败，也就没有能力来对邓献的“内属”进行讨伐；“内属”后的邓献应在梁朝做官，他完全可以平静的找个合适的地方（比如长江以北，更靠近新野、邙山的地方来安葬“骸骨”，而没必要渉长江天堑、八百里洞庭之险来湖南的湘乡安葬他的先人。邓献南投后，其行迹不见于文献，其与湖南、湘乡之间的关系，还待新的史料支持，上文所说《谱》、《志》之载，均为近四百多年之记录，邓禹作为一代名臣，其迁葬于湖湘，从邓献南投到出现于《谱》、《志》之间尚有1100年左右的文献空白，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悬疑！ “河阴之变”深刻的影响了北魏的历史，也加速了北魏的覆灭。晋州刺史高欢于531年乘机攻占洛阳，并于533年进兵晋阳，消灭了尔朱氏的势力。534年，高欢立元善见为帝，即孝静帝，并迁都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建立东魏，离“河阴之变”仅仅六年。第二年，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宇文泰立元宝炬为帝，即西魏文帝，建都长安，建立西魏，北魏正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在邓献南投萧衍后的29年即公元557年10月，梁元帝逊位于陈，梁亡。邓禹的原墓只有一个。它是否被开挖过？又是否在公元528年中的半年（4月13日——10月丁亥日）这一特定的历史期被开挖过？开挖者又是谁？开挖后又迁葬何地？这都需要更多的文献资料甚至考古挖掘所能得到的具体文物如能证明其身份的官印、私印、随葬的礼器等来佐证。
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笔者得出以下三个推论：
一，邓献在公元528年4月13日到公元528年10月丁亥这半年中是没有机会开挖邓禹墓的。
二，湘乡“邓禹墓”与邓献之间找不到确切的因果关联。
三，《邓氏联谱初缉》所载“邓禹墓”并非由邓献迁葬。
笔者认为，“湘乡邓禹墓”与全国众多邓禹墓中的大多数一样，是他的后人为他而建的“纪念冢”，它们的存在，同样仍具有积极的意义，也证明了邓禹的非常人之处，仍不失为邓氏后人参观、拜谒的好去处。 附录一：《史记•年表第七•惠景间侯者》载：“长沙相，侯七百户。（汉惠帝）二年四月庚子，侯利苍元年。（高后）三年，侯豨元年。（孝文）史六年，侯彭祖元年。元封元年，侯秩为东海太守，行过不请，擅发卒兵为卫，当斩，会赦，国除。”《汉书•表第四•高惠高后文功臣》载：“侯黎朱苍，以长沙相侯，七百户。二年四月庚子，八年薨”。 可见，汉代等级森严，列侯之间不仅有封户多少之分，而且还有位次先后之别。西汉初曾两次论功定位，编排列侯的位次，高祖年间曾排定萧何等十八人的位序。到了吕后二年，又有丞相陈平主持，对当时的137人排定了位次，位次是根据列侯受封前的功劳大小来排定的，故位次与封侯的多少不一定相当，位次前靠，表明功劳大地位高，利苍列于120位。 附录二：《湖南通志》记载被后来考古发掘确定为错误的案例如长沙马王堆汉墓。该墓在开挖前认为是五代马殷的墓葬，载光绪《湖南通志》卷三十六引《善化县志》说：“马疑冢，在县东南五里，楚王马殷筑”。光绪《长沙县志》的山川图中明确标明为“马王堆”。马殷（公元852—930），五代楚王，去世时间（950年）与后来考古证实是西汉轪侯利苍墓的利仓的去世时间（于公元前186年去世）相隔达1116年之久。见《神密的马王堆汉墓》，侯良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附录三：附会为名人墓的方志还有如清代《四川通志》载：“关羽墓在（华阳）县西万里桥侧。因关羽亡于吴，刘备用衣冠招魂葬于此”。也就是说，这个墓三国时就存在，明代在墓侧建庙，1954年修公路拆庙开墓，墓是为明代的实葬墓（也就是说该墓早在明朝就被以讹传讹了）。还有与之不远的“张飞墓”，因城市建设被开挖，证明也是三国之后成汉（公元304—347）时代与张飞豪无关系的墓葬。见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甘露等 的《神游三国》一书。 附录四：关于《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志》成书于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李贤等篹修，90卷，明代官修地理总志。它取材于各地上报的舆图和方志，集四方之志于一志，又叫方志总志。该书中存有地理错误、张冠李戴、以无说有等弊病，古今学者多有批评。李维祯《方舆胜略序》云：“天顺时，馆阁修〈大明一统志〉，不载户口、田赋、官制诸政典，识者病之”。顾炎武《日知录》说：“今考其书，舛谬特甚……..引古事舛戾最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舛错抵牾，疏谬尤甚”。该书的历史地位与史料价值由此可见一斑，更上不了国家正史高度。 附录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盗墓现象非常普遍，这一时期，盗墓者多以“集团军”的形式出现，而为首的多为王公贵族。如董卓曾下令大将吕布盗掘西汉诸皇陵。第一代长沙王吴芮的墓则是被孙权挖的。曹操更是专门设置了“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数十员，天下冢墓，无问新旧，发掘时骸骨横暴草野，人皆悲伤。其凶酷残忍如此！”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认为：“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至取金匣玉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树封”。（本附录内容来自许志龙等着的《盗墓贼——中国历代王候陵墓之劫》一书，河北美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
草稿2010年6月.定稿2011年7月28日
（作者系湖南邓氏文化研究学术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法定代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