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姓文化研究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0-02-26 22:47:00 人气： 来源：未知
邓先瑞
2010年1月16日，我参加了在深圳市成功举行的《邓姓文化》杂志创刊号首发式和炎黄邓氏宗亲联谊暨邓姓文化交流恳谈会，听取了各位领导、专家和宗亲的高见；继而又拜读了《邓姓文化》首期的文章以及《邓国邓姓邓人》等书论，使我深受鼓舞和启迪。最近，我结合自己曾参与长江文化研究的体会，对邓姓文化研究有些思考。本文仅就邓姓文化及其生态环境和历史背景方面的问题谈点看法，盼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文化概念及邓姓文化
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 因此自人类诞生以来地球上就有了文化。但文化概念的提出却要晚得多, 在我国典籍中，“文”与“化”并联使用见于《周易·贲卦·象传》中的“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天文指的是自然，人文也就是指的人类文化，它包括一切典章器物。西汉以后, “文化”才正式作为专有名词使用。嗣后虽经长期探讨，“文化” 概念迄今在中外学者中仍众说纷纭, 关于“文化” 定义就不下一两百种。然而一般都认可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文化是指精神或观念形态方面的内容, 即所谓精神文化。广义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即是所谓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中国文化上下数千年,它是历经久远而从未间断的连续统一体, 既包括远古文化和漫长的文明发展史进程中创造出来的文化, 也包括不断发展创造出来的新文化。特别是炎黄文化的融合和形成更具重大而特殊的意义，因此后人都将炎黄二帝尊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现有研究指出，邓姓起源于商高宗武丁丁巳年（公元前1240年）建立的邓国，即因邓国而产生了邓姓。古邓国是黄帝后裔，其开国侯曼公是邓国第一位邓侯，也是邓姓的第一世祖。邓姓出自黄帝世系，也就是说邓姓的远祖亦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黄帝。显然，与邓姓相伴生的邓姓文化至今已有3200多年了，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姓文化是指邓氏先民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所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既包括饮食、服饰、建筑、园林、文物古迹等物质文化；也包括道德伦理、礼仪、教育、科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邓姓文化的特点鲜明，我认为最重要即有文化的认同性、传承性、迁移性、包容性、坚韧性和创新性等。此外，邓姓文化资源丰富，文化景观多样，文化内涵精邃，文化影响深远。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二）邓姓文化生态研究
人类文明的起源、文化的肇始，实际上首先就是一个生命生存环境问题.即使到了近现代，文化的发展仍然是以自然环境作为必要条件，并与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文化生态旨在研究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藕合关系。它是生态学产生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与文化嫁接的一个新概念。显然，人类赖以生存、文化得以生成的环境，不是单纯的自然因素或社会经济因素，而是在自然背景下经过人类长期活动而形成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揭示这个复杂系统的关系是我们长期的任务。当前人们往往以研究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作为突破口，甚至认为“文化生态学研究有文化的人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侧重于地理环境对文化发生、发展的影响和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 据此，我们在研究源远流长的邓姓文化中，也可重点揭示邓姓文化及其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探明邓姓文化的自然生态背景。
鉴于邓姓自殷商邓国产生于邓州大地以来，经过三千多年的发展，邓氏后裔己遍及海内外，人数约七百万，在当今中国的姓氏中排在第二十九位。因此，对邓姓文化生态的研究，一是要对邓姓发源地—邓州的文化生态进行深入研究；二是要对邓姓后裔集中迁入地的文化生态进行适当探讨。
邓姓文化是在邓州这个特定区域空间孕育发展起来的。邓州地处豫、鄂、陕边界，位于豫西南南襄盆地中部偏西地区，素有“三省雄关”、“豫西南门户”之称。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流众多，气候温湿，是滋润邓姓文化的“沃土”。这里自然生态的各要素及其总和，都与文化有密切关系，目前尚不可能全面论及。我在本文中仅对气候变化与文化发展略作分析。根据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对我国气候变迁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基本特点是温暖时期与寒冷时期的交替出现。经分析，可以认为包括邓州在内的长江流域历史时期也可分为4个温暖期和4个寒冷期，即第1个温暖期（夏、商）—第1个寒冷期（西周）—第2个温暖期（春秋～西汉）—第2个寒冷期（东汉～南北朝）—第3个温暖期（隋唐～北宋初年）—第3个寒冷期（北宋初年～南宋中叶）—第4个温暖期（南宋中叶～元初）—第4个寒冷期（明、清）。邓姓文化产生的殷商时代，正处在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温暖期。当时气温偏高，黄河流域甚至有犀牛和亚洲象的活动踪迹，处在豫西南的邓州无疑是属亚热带气候，很适于人类生存和文化发展。到西周气候转入寒冷气候期，此时黄河流域喜暖动物消失，孢粉组合以暖湿转为干凉植物为主；长江流域也因受寒冷气候影响冬季河水结冰。此寒冷期较为短暂，尽管中原地区受到游牧民族南迁影响，但长江流域未受到重大波及。邓州处在流域交接地带，占总面积的60%以上属长江流域,文化发展仍延续着原有态势。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温暖期，它主要经历了春秋战国、秦和西汉。当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今偏北。此期间，华夏民族的文化己发展衍化为更加辉煌灿烂的汉文化，出现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各种派别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邓姓十九世祖、邓国侯吾离在位期间，内修政理，外结邻好，使邓国中兴，屹立于列国之林，被称为中兴之君。然而随着楚国在南方的逐渐兴起，成为疆土最大的诸侯国。在公元前678年，楚灭邓，邓为楚地，取名为“穰”。此时，荆楚文化加速形成，它既吸纳了周边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之精华，又具有开创性，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从公元初至公元600年的第二寒冷期，经历了东汉、三国和南北朝时代。东汉以后气候又转向寒冷方向，但其温度大体与现代情况不相上下；到东晋时代，气候寒冷的程度达到了自东汉以来的最低点。此期间，严寒的降临，乱世的旋风（永嘉之乱），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使东汉王朝崩溃瓦解，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同时，掀起了封建社会以来第一次民族文化融合高涨，以至南北、东西文化交流、渗透、趋同、统一与融合加速前进。从公元600年至公元1000年的第三温暖期，经历隋唐、五代直至北宋初。唐朝是我国栽种柑橘的兴盛时期，据史载，唐朝在湖北从江汉平原到鄂北岗地都有柑橘栽培，且质量上乘，被列为贡品。李颀是唐朝一位政治上不得志而辞官归隐的诗人，一次他送朋友到襄阳，看到汉江两岸柑树成林、万家橘香的景象，便写了一首诗：“山枕襄阳，滔滔江汉长。……芦花独戌晚，橘实万家香。” 然而，现今的江汉平原和南襄盆地均因冬季气温低而不适宜柑橘树生长。北宋初年，长江中游和汉江之滨还有野象活动。《宋史》记载在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有象在黄陂县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复襄州践民田，遣使捕之，明年十二月于南阳获之，献其齿革。” 《襄阳府志》中记载这头野象自黄陂县到达襄阳的时间是夏六月。这头野象从建隆三年六月到这襄阳，到建隆四年十二月被捕杀，在南阳一带几乎度过了两个冬季。据研究，只有在冬季1月平均最低气温高于6℃的地方，野象才能安全过冬。因此这个例子说明北宋初期的襄阳到南阳一带的冬季是特别温暖的。估计1月平均最低气温要比现在高出6℃左右。该温暖时期，适逢分离局面已结束、全国统一，在将近几百年问，长江流域的经济水平逐渐超过其他流域，水利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全国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文化也得到长足发展，取得了辉煌成果。邓州在此期间地位相当重要，以为山南之犄角，荆襄之屏障。在五代时，邓州就一直是南阳盆地的政治、经济中心。从公元1000年至1200年的第三个寒冷期，到公元1400年至1900年的第四个寒冷期，它们之间还有个短暂的第四温暖期。这三个时期气候的变化，同样也是影响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就不再赘述了。总之，邓姓发源地—邓州的历史气候虽然也呈冷暖交替变化，但邓州文化则是呈递增性发展趋势。
关于邓姓后裔集中迁入地的文化生态研究就更为复杂了。它还有待各地研究者特别是宗亲们结合邓姓溯源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三）历史上的“衣冠南渡”与邓姓后裔及其文化的迁移
邓姓自产生日起，就人丁兴旺，枝繁叶茂，不断有人自源地向外迁徙，落地生根。经过3200多年的不断迁移和发展，如今邓姓己成为分布甚广的中华百家大姓之一。究竞是什么原因引起邓氏的迁播呢？许多研究者都引用了姓氏学关于姓氏族群迁播的研究结论，认为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族众人口的增加而形成的主动迁播；二是天灾造成生活环境恶化而形成的被迫外迁；三是人祸如战争、社会动荡、政治迫害等因素而造成的被动外迁。诚然，这些都是有根据的。而且这些原因既可单独起作用，又可交错或共同起作用。
为了进一步揭示邓姓后裔及其文化迁播的规律，特别是群迁的原因，我认为必须紧密联系历史背景。其中，历史上的“衣冠南渡”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1.“永嘉之乱”与“衣冠南渡”
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其时诸侯鼎立，战乱肆虐，中原百姓不得安宁，导致大量人口南迁。尤其是西晋的“永嘉之乱”（公元304-311年）和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驱使大批上层人士和汉族民众南迁，并以建康（今南京）为首都建立了东晋和南朝政权，南北分裂的局面一直延续了三百多年。这次被称为“永嘉南迁”的大移民的迁出地遍及整个黄河流域，而以中、下游为主；迁入地也遍及整个长江流域，也以中下游为主。当然也有迁入南岭一带的，这就诚如柏杨先生指出的“汉民族从中原南迁，定居在五岭山系周围，因为是侨居身份，所以称为‘客家人’，他们的后裔仍操着三世纪中原的古中国言语，是汉民族中血统最纯的一支。”此次南迁的人数大的惊人，据谭其骧先生的估计，约有90万人，占当时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强。同时也出现了历史上的所谓“衣冠南渡”，季羡林先生认为，“衣冠”泛指文化人，他们的南渡造成了中国文化重心的第一次由北向南的大转移，其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永嘉南迁”的人群中，也有我们邓姓的后裔。例如，就在“永嘉之乱”时，邓叔攸迁至福建宁化石壁乡，后又分支泉州等地。东晋十六国时，中原邓氏大举南迁，分布于江南的许多省分，尤以江西、江苏居多。
2.“安史之乱”与人口南迁
九世纪始，唐末和五代大部分时间，军阀混战，中原纷争，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汉民族又一次大举南迁。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黄河流域己是满目疮痍，“人烟断绝，千里萧条”。长安所在的京兆府的住户从36万户减至24万户；东京洛阳所在的河南府住户从12万户减至1、8万户，折损将近90%。与此同时，偏安南方的长江流域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尤以荆、扬二州为著。此期间，向南迁迁徙的中原居民，他们甚至迁抵南岭山脉一带，致“客家人”实力大增。例如，唐末就有王审之、王潮率兵和包括邓姓在内的中原民众，迁到福建落户谋生。
3、“靖康之难”与“衣冠南渡”
十二世纪时，金帝国席卷中原，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人攻入北宋汴京（今开封），宋王朝迁都临安（今杭州），备受战乱之苦的北方及江准地区人民纷纷南迁，据一些学者统计，其时南迁人口大约在150万至200万之问。有资料指出，北宋至南宋期问，有邓姓迁居江西、广东、广西等地。或许可认为此期间也是邓姓后裔南徒的又一集中期。季羡林先生认为这是继“永嘉之乱”以后的又一次“衣冠南渡，其意义是无比重夫的。从那以后800多年的时问内，朝代变了几个，虽然北京始终是首都，可以说是政治中心，但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或重心，始终在南方，主要在长江流域。”
此外，在元末明初以及明末清初，还出现过江西等省的人大量迁入湖南，湖南人纷纷移居四川、陕西，这就是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此间邓姓民众是否也有群迁，同样值得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邓姓文化研究会/炎黄邓氏宗亲联谊总会：邓姓文化，创刊号（2010·1）
2、王春玲主编：邓国邓姓邓人，《邓国邓姓邓人》编委会，2009
3、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3、邓先瑞，邹尚辉著：长江文化生态，(季羡林总主编: 《 长江文化研究文库》中的一本)，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4、赵济、陈传康主编∶中国地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5、柏杨著∶中国人史纲，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2010年1月16日，我参加了在深圳市成功举行的《邓姓文化》杂志创刊号首发式和炎黄邓氏宗亲联谊暨邓姓文化交流恳谈会，听取了各位领导、专家和宗亲的高见；继而又拜读了《邓姓文化》首期的文章以及《邓国邓姓邓人》等书论，使我深受鼓舞和启迪。最近，我结合自己曾参与长江文化研究的体会，对邓姓文化研究有些思考。本文仅就邓姓文化及其生态环境和历史背景方面的问题谈点看法，盼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文化概念及邓姓文化
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 因此自人类诞生以来地球上就有了文化。但文化概念的提出却要晚得多, 在我国典籍中，“文”与“化”并联使用见于《周易·贲卦·象传》中的“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天文指的是自然，人文也就是指的人类文化，它包括一切典章器物。西汉以后, “文化”才正式作为专有名词使用。嗣后虽经长期探讨，“文化” 概念迄今在中外学者中仍众说纷纭, 关于“文化” 定义就不下一两百种。然而一般都认可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文化是指精神或观念形态方面的内容, 即所谓精神文化。广义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即是所谓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中国文化上下数千年,它是历经久远而从未间断的连续统一体, 既包括远古文化和漫长的文明发展史进程中创造出来的文化, 也包括不断发展创造出来的新文化。特别是炎黄文化的融合和形成更具重大而特殊的意义，因此后人都将炎黄二帝尊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现有研究指出，邓姓起源于商高宗武丁丁巳年（公元前1240年）建立的邓国，即因邓国而产生了邓姓。古邓国是黄帝后裔，其开国侯曼公是邓国第一位邓侯，也是邓姓的第一世祖。邓姓出自黄帝世系，也就是说邓姓的远祖亦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黄帝。显然，与邓姓相伴生的邓姓文化至今已有3200多年了，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姓文化是指邓氏先民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所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既包括饮食、服饰、建筑、园林、文物古迹等物质文化；也包括道德伦理、礼仪、教育、科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邓姓文化的特点鲜明，我认为最重要即有文化的认同性、传承性、迁移性、包容性、坚韧性和创新性等。此外，邓姓文化资源丰富，文化景观多样，文化内涵精邃，文化影响深远。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二）邓姓文化生态研究
人类文明的起源、文化的肇始，实际上首先就是一个生命生存环境问题.即使到了近现代，文化的发展仍然是以自然环境作为必要条件，并与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文化生态旨在研究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藕合关系。它是生态学产生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与文化嫁接的一个新概念。显然，人类赖以生存、文化得以生成的环境，不是单纯的自然因素或社会经济因素，而是在自然背景下经过人类长期活动而形成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揭示这个复杂系统的关系是我们长期的任务。当前人们往往以研究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作为突破口，甚至认为“文化生态学研究有文化的人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侧重于地理环境对文化发生、发展的影响和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 据此，我们在研究源远流长的邓姓文化中，也可重点揭示邓姓文化及其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探明邓姓文化的自然生态背景。
鉴于邓姓自殷商邓国产生于邓州大地以来，经过三千多年的发展，邓氏后裔己遍及海内外，人数约七百万，在当今中国的姓氏中排在第二十九位。因此，对邓姓文化生态的研究，一是要对邓姓发源地—邓州的文化生态进行深入研究；二是要对邓姓后裔集中迁入地的文化生态进行适当探讨。
邓姓文化是在邓州这个特定区域空间孕育发展起来的。邓州地处豫、鄂、陕边界，位于豫西南南襄盆地中部偏西地区，素有“三省雄关”、“豫西南门户”之称。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流众多，气候温湿，是滋润邓姓文化的“沃土”。这里自然生态的各要素及其总和，都与文化有密切关系，目前尚不可能全面论及。我在本文中仅对气候变化与文化发展略作分析。根据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对我国气候变迁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基本特点是温暖时期与寒冷时期的交替出现。经分析，可以认为包括邓州在内的长江流域历史时期也可分为4个温暖期和4个寒冷期，即第1个温暖期（夏、商）—第1个寒冷期（西周）—第2个温暖期（春秋～西汉）—第2个寒冷期（东汉～南北朝）—第3个温暖期（隋唐～北宋初年）—第3个寒冷期（北宋初年～南宋中叶）—第4个温暖期（南宋中叶～元初）—第4个寒冷期（明、清）。邓姓文化产生的殷商时代，正处在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温暖期。当时气温偏高，黄河流域甚至有犀牛和亚洲象的活动踪迹，处在豫西南的邓州无疑是属亚热带气候，很适于人类生存和文化发展。到西周气候转入寒冷气候期，此时黄河流域喜暖动物消失，孢粉组合以暖湿转为干凉植物为主；长江流域也因受寒冷气候影响冬季河水结冰。此寒冷期较为短暂，尽管中原地区受到游牧民族南迁影响，但长江流域未受到重大波及。邓州处在流域交接地带，占总面积的60%以上属长江流域,文化发展仍延续着原有态势。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温暖期，它主要经历了春秋战国、秦和西汉。当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今偏北。此期间，华夏民族的文化己发展衍化为更加辉煌灿烂的汉文化，出现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各种派别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邓姓十九世祖、邓国侯吾离在位期间，内修政理，外结邻好，使邓国中兴，屹立于列国之林，被称为中兴之君。然而随着楚国在南方的逐渐兴起，成为疆土最大的诸侯国。在公元前678年，楚灭邓，邓为楚地，取名为“穰”。此时，荆楚文化加速形成，它既吸纳了周边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之精华，又具有开创性，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从公元初至公元600年的第二寒冷期，经历了东汉、三国和南北朝时代。东汉以后气候又转向寒冷方向，但其温度大体与现代情况不相上下；到东晋时代，气候寒冷的程度达到了自东汉以来的最低点。此期间，严寒的降临，乱世的旋风（永嘉之乱），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使东汉王朝崩溃瓦解，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同时，掀起了封建社会以来第一次民族文化融合高涨，以至南北、东西文化交流、渗透、趋同、统一与融合加速前进。从公元600年至公元1000年的第三温暖期，经历隋唐、五代直至北宋初。唐朝是我国栽种柑橘的兴盛时期，据史载，唐朝在湖北从江汉平原到鄂北岗地都有柑橘栽培，且质量上乘，被列为贡品。李颀是唐朝一位政治上不得志而辞官归隐的诗人，一次他送朋友到襄阳，看到汉江两岸柑树成林、万家橘香的景象，便写了一首诗：“山枕襄阳，滔滔江汉长。……芦花独戌晚，橘实万家香。” 然而，现今的江汉平原和南襄盆地均因冬季气温低而不适宜柑橘树生长。北宋初年，长江中游和汉江之滨还有野象活动。《宋史》记载在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有象在黄陂县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复襄州践民田，遣使捕之，明年十二月于南阳获之，献其齿革。” 《襄阳府志》中记载这头野象自黄陂县到达襄阳的时间是夏六月。这头野象从建隆三年六月到这襄阳，到建隆四年十二月被捕杀，在南阳一带几乎度过了两个冬季。据研究，只有在冬季1月平均最低气温高于6℃的地方，野象才能安全过冬。因此这个例子说明北宋初期的襄阳到南阳一带的冬季是特别温暖的。估计1月平均最低气温要比现在高出6℃左右。该温暖时期，适逢分离局面已结束、全国统一，在将近几百年问，长江流域的经济水平逐渐超过其他流域，水利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全国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文化也得到长足发展，取得了辉煌成果。邓州在此期间地位相当重要，以为山南之犄角，荆襄之屏障。在五代时，邓州就一直是南阳盆地的政治、经济中心。从公元1000年至1200年的第三个寒冷期，到公元1400年至1900年的第四个寒冷期，它们之间还有个短暂的第四温暖期。这三个时期气候的变化，同样也是影响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就不再赘述了。总之，邓姓发源地—邓州的历史气候虽然也呈冷暖交替变化，但邓州文化则是呈递增性发展趋势。
关于邓姓后裔集中迁入地的文化生态研究就更为复杂了。它还有待各地研究者特别是宗亲们结合邓姓溯源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三）历史上的“衣冠南渡”与邓姓后裔及其文化的迁移
邓姓自产生日起，就人丁兴旺，枝繁叶茂，不断有人自源地向外迁徙，落地生根。经过3200多年的不断迁移和发展，如今邓姓己成为分布甚广的中华百家大姓之一。究竞是什么原因引起邓氏的迁播呢？许多研究者都引用了姓氏学关于姓氏族群迁播的研究结论，认为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族众人口的增加而形成的主动迁播；二是天灾造成生活环境恶化而形成的被迫外迁；三是人祸如战争、社会动荡、政治迫害等因素而造成的被动外迁。诚然，这些都是有根据的。而且这些原因既可单独起作用，又可交错或共同起作用。
为了进一步揭示邓姓后裔及其文化迁播的规律，特别是群迁的原因，我认为必须紧密联系历史背景。其中，历史上的“衣冠南渡”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1.“永嘉之乱”与“衣冠南渡”
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其时诸侯鼎立，战乱肆虐，中原百姓不得安宁，导致大量人口南迁。尤其是西晋的“永嘉之乱”（公元304-311年）和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驱使大批上层人士和汉族民众南迁，并以建康（今南京）为首都建立了东晋和南朝政权，南北分裂的局面一直延续了三百多年。这次被称为“永嘉南迁”的大移民的迁出地遍及整个黄河流域，而以中、下游为主；迁入地也遍及整个长江流域，也以中下游为主。当然也有迁入南岭一带的，这就诚如柏杨先生指出的“汉民族从中原南迁，定居在五岭山系周围，因为是侨居身份，所以称为‘客家人’，他们的后裔仍操着三世纪中原的古中国言语，是汉民族中血统最纯的一支。”此次南迁的人数大的惊人，据谭其骧先生的估计，约有90万人，占当时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强。同时也出现了历史上的所谓“衣冠南渡”，季羡林先生认为，“衣冠”泛指文化人，他们的南渡造成了中国文化重心的第一次由北向南的大转移，其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永嘉南迁”的人群中，也有我们邓姓的后裔。例如，就在“永嘉之乱”时，邓叔攸迁至福建宁化石壁乡，后又分支泉州等地。东晋十六国时，中原邓氏大举南迁，分布于江南的许多省分，尤以江西、江苏居多。
2.“安史之乱”与人口南迁
九世纪始，唐末和五代大部分时间，军阀混战，中原纷争，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汉民族又一次大举南迁。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黄河流域己是满目疮痍，“人烟断绝，千里萧条”。长安所在的京兆府的住户从36万户减至24万户；东京洛阳所在的河南府住户从12万户减至1、8万户，折损将近90%。与此同时，偏安南方的长江流域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尤以荆、扬二州为著。此期间，向南迁迁徙的中原居民，他们甚至迁抵南岭山脉一带，致“客家人”实力大增。例如，唐末就有王审之、王潮率兵和包括邓姓在内的中原民众，迁到福建落户谋生。
3、“靖康之难”与“衣冠南渡”
十二世纪时，金帝国席卷中原，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人攻入北宋汴京（今开封），宋王朝迁都临安（今杭州），备受战乱之苦的北方及江准地区人民纷纷南迁，据一些学者统计，其时南迁人口大约在150万至200万之问。有资料指出，北宋至南宋期问，有邓姓迁居江西、广东、广西等地。或许可认为此期间也是邓姓后裔南徒的又一集中期。季羡林先生认为这是继“永嘉之乱”以后的又一次“衣冠南渡，其意义是无比重夫的。从那以后800多年的时问内，朝代变了几个，虽然北京始终是首都，可以说是政治中心，但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或重心，始终在南方，主要在长江流域。”
此外，在元末明初以及明末清初，还出现过江西等省的人大量迁入湖南，湖南人纷纷移居四川、陕西，这就是所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此间邓姓民众是否也有群迁，同样值得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邓姓文化研究会/炎黄邓氏宗亲联谊总会：邓姓文化，创刊号（2010·1）
2、王春玲主编：邓国邓姓邓人，《邓国邓姓邓人》编委会，2009
3、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3、邓先瑞，邹尚辉著：长江文化生态，(季羡林总主编: 《 长江文化研究文库》中的一本)，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4、赵济、陈传康主编∶中国地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5、柏杨著∶中国人史纲，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